淪陷時期中共在西貢的黨政組織

淪陷時期中共在西貢的黨政組織

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日軍進攻香港，中共派出部隊尾隋其後進入新界，組織地方武裝部隊──「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總部設在西貢，在港九大隊的勢力範圍下，建立中共黨政組織。

1941年12月29日，日軍佔領全港，在半島酒店設立軍政廳，軍政廳最高長官為酒井隆（1887-1946）。不久即成立總督府，設在滙豐銀行大廈，總督是磯谷廉介（1886-1967），組織所謂「興亞機關」，同時發出《安民佈告》，鼓吹所謂「興亞保華」、「大東亞共榮圈」。

香港淪陷後，中共將在香港的黨組織撤離香港，退到東江游擊區。

1941年7月前，沙田大水坑村有兩名中共黨員的地下交通員張洋（？-1942）和張戊發（？）。港九大隊發展了張洋、張戊發、張財（？）、張大九（？）、張來有（？）、張喜（？）、張戊仁（？）、張其（？）、張南有（？）、張進祥（？）、張華（？）等11人，其中8人是12-16歲小學生^[1]。

1942年2月3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大隊在西貢黃毛應天主教教堂（今「玫瑰小堂」）宣告成立，直屬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司令部。大隊長為蔡國樑^[2]（1912-1952），政委為陳達明（1919-？）^[3]，政訓室主任為黃高揚（1918-1946），隊員近千人。

港九大隊總部設在西貢，政訓室設在沙頭角烏蛟騰。沙頭角還設有軍需處、交通站、情報站、稅站等。又在各區成立中隊，其中有沙頭角中隊、元朗中隊、市區中隊、西貢中隊、大嶼山中隊、海上中隊等，還有鋼鐵隊、卓覺民隊、中華隊等。

西貢中隊成立初時的代號為「紅鷹隊」，後來又改為「華沙隊」。早期中隊長是羅汝澄（1921-1971），副中隊長是張興（？），指導員為劉志明（？），民運區委李兆華（1924-2000）。不久，羅汝澄調往大隊部，改由張興任中隊長，范發（？）為副中隊長。1944下半年，劉志明、李兆華相繼調走，指導員由梁超（梁華，？）擔任，民運區委由張婉華（？）擔任^[4]。日後，羅汝澄、李兆華、梁超、張婉華等先後加入了中共。

1942年6月，中共南委遭到嚴重破壞，南方局立即佈置南委負責人分散隠蔽，暫停所有黨組織活動。此後。政治局、南方局對廣東黨組的指示，均由東江軍政委員會傳達、貫徹。東江軍政委員會實際代行中共廣東省委的職責。

12月，政治局決定成立廣東省臨時委員會。

1943年，中共派駐西貢的民運工作人員有李兆華、李萍（？）、張婉華、張婉玲（劉英、？）、梁雪英（1925-？）、方漢光（？）、倪珍美（？）、林苑明（？）、戴宗賢（？）、何玉屏（何若明，？）、鄧志堅（？）、何培（？）、陳貴華（？）、伍淑儀（？）、陳玉蓮（？）、譚志堅（？）、周傑（劉傑，？）、唐麗華（？）、譚地（？）等20餘人，分散在各村、各鄉組織青年會、婦女會、兒童團、抗青隊、生產自救會等，發展游擊小組、游擊之友、情報網等^[5]。

12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成立，中共在西貢部份鄉村召開村民大會，慶祝東江縱隊成立，利用農曆新年習俗，組織麒麟隊分隊進入西貢墟，一支由李兆華在蠔涌、界鹹組織青年人經北港坳進入墟場，一支由戴宗賢和林苑明組織沙角尾和南山等村青年，經警備隊住地進入街市，以拜年掩飾派發宣傳品^[6]。

中共在西貢建立了第一個地方支部，書記為劉錦文（1920-？），委員有大坑口的梁觀佑（？）、沙田的詹文輝（？）^[7]。西貢區支部駐鹹田大浪村黨員為方漢光，在大浪村發展了3名黨員。駐昂窩村為梁雪英，發展了1名黨員，沙角尾村發展了兩名黨員，爛泥灣發展了1名黨員，沙田發展了4名黨員，坑口發展了6名黨員^[8]。

西貢中隊成立後，中共在西貢各村成立抗日政權，取名「西貢區聯防會」，西貢區聯防會採用委員制，下設民政事務委員、財經事務委員、軍事委員、文化敎育委員、環境衛生委員和監察委員等，有些職位設兩人出任，有些為1人，共有9人^[9]。

西貢區聯防會將西貢區劃為新一區，坑口區劃為新二區，沙田區劃為新三區。新一區負責人有劉錦文、鄧振南（？），新二區有成連（？），新三區有許達章（？）等。西貢區聯防會席位分配採取「三三制」的原則，中共黨員佔三成、民主黨派佔三成，無黨派佔三成，設有正副會長3人，其中1人由民主人士出任，下設書記1人，軍事委員1人，負責經濟工作1人，負責群眾工作1人。不久又推選新一區鄧振南、新二區成連、新三區許達章等3人作為參議員，前往東江縱隊在惠陽縣麻溪召開的路東行政委員會會議^[10]。

各區聯防會成立後，紛紛進行基層政權的建設，民主選舉村長，配合民運隊組織發動群眾，動員群眾開荒生產，開展「二五」減租等一系列活動^[11]。

西貢區聯防會向農民徵稻穀（未脫売的米），每年兩斤^[12]。

1943年夏，沙頭角中隊在南涌、鹿頸成立民主鄉政府，鄉長為鹿頸村的黃馬發^[13]（？）。

1942年初，中共在西貢南山村成立第一支常備隊。1943年，港九大隊在西貢墟建立警備隊和憲兵隊據點，負責收集情報工作^[14]。

1944年初，中共在西貢南山、黃竹洋、沙角尾、黃毛應、北潭涌等分別成立兩支常備隊，一隊駐黃竹洋、隊長為藍丁昌（？），政治敎官為戴宗賢，另一隊駐黃毛應，隊長為鄧某某（？），政治敎官為陳亮（？）^[15]。

1945年2月，港九大隊在元朗成立「元朗區人民協治會」，協調民事糾紛。會長為楊英秀（？），副會長為楊麗生（？）、鄧偉廷（？），秘長長孫強（？）[16]。

（完）

梁寶龍

22.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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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發：〈從一個小村看香港人民的抗日熱情〉，載：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研究室東縱港九大隊隊史徵編組：《回顧港九大隊》，下集，廣州，1997，第123-124頁。

[2] 蔡國樑生於廈門，香港淘化大同罐頭廠工人。

[3] 陳達明是香港青年知識分子，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4] 〈港九大隊西貢中隊在香港的抗戰救亡〉，載：《廣東老區網》，網址：http://www.gdlqw.com/ztgz/hlfgm/kzsl/hyps/hy/201507/t20150709_663638.htm，原載：《紅廣角》，廣州：2015年第3期。

[5]〈回憶西貢區的民運工作〉，載：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研究室東縱港九大隊隊史徵編組：《回顧港九大隊》，下集，廣州：1997，第101-117頁。

[6]〈回憶西貢區的民運工作〉，載：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研究室東縱港九大隊隊史徵編組：《回顧港九大隊》，下集，廣州：1997，第102-103頁。。

[7] 張慧真、孔強生：《從十一萬到三千》，香港：牛津，2005，第28頁。

[8]〈回憶西貢區的民運工作〉，載：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研究室東縱港九大隊隊史徵編組：《回顧港九大隊》，下集，廣州：1997，第113頁。。

[9] 張慧真、孔強生：《從十一萬到三千》，香港：牛津，2005，第34頁。

[10] 〈港九大隊西貢中隊在香港的抗戰救亡〉，載：《廣東老區網》，網址：http://www.gdlqw.com/ztgz/hlfgm/kzsl/hyps/hy/201507/t20150709_663638.htm，原載：《紅廣角》，廣州：2015年第3期。

[11] 〈港九大隊西貢中隊在香港的抗戰救亡〉，載：《廣東老區網》，網址：http://www.gdlqw.com/ztgz/hlfgm/kzsl/hyps/hy/201507/t20150709_663638.htm，原載：《紅廣角》，廣：2015年第3期。

[12] 張慧真、孔強生：《從十一萬到三千》，香港：牛津，2005，第34頁。

[13] 黃榮、曾發、何集慶：〈沙頭角區的游擊戰 〉，載：陳敬堂、邱小金、陳家亮編：《香港抗戰》，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4，第198頁。

[14]〈回憶西貢區的民運工作〉，載：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研究室東縱港九大隊隊史徵編組：《回顧港九大隊》，下集，廣州：1997，第111頁。

[15]〈回憶西貢區的民運工作〉，載：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研究室東縱港九大隊隊史徵編組：《回顧港九大隊》，下集，廣州，1997，第111頁。。

[16] 楊慶：〈英雄的元朗人民 〉，載：陳敬堂、邱小金、陳家亮編：《香港抗戰》，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4，第210-211頁。

鄉議局與港督司徒拔、金文泰

鄉議局與港督司徒拔、金文泰

1910年開始，港英不斷出售新界土地，新界地產市道日趨蓬勃。1923年，港英擬推出《民田建屋補價條例》，規定各區農地轉為屋地要向港英申請批准，補繳地價，荃灣、粉嶺、元朗等鄉紳提出反對，得到沙頭角、上水、大埔、荃灣等區人士響應參加籌備工作。11月，鄉紳上書港督司徒拔（Reginald Edward Stubbs ，1876-1947），指《民田建屋補價條例》與《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不符，請求收回成命[1]。

1924年8月24日，新界各區代表在大埔文武廟集會，出席代表有102人，代表30餘個鄉村單位。會上彭樂三提議，每區舉代表1人組織辦事機關，共20人，組織「九龍租界維持民產委員會」，後改名為「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並請律師正式向港英註冊[2]。

1925年4月，671名新界和新九龍居民代表聯署上書殖民地大臣雅馬厘（Leo Amery，1873-1955），附上戴芴臣律師意見書，指港英的新政策有違《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有如強奪民產，要求取銷[3]。

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因其名有「農工」一詞與中共在國內組織名稱類似，社會上出現流言，指其是中共組織，影響註冊[4]。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不斷與理民府交涉，均無結果。

交涉期間，中共在香港發動省港大罷工，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數10萬人離港回鄉。

直到1925年11月罷工雖尚未解決，但總算没有繼續惡化，英國委任金文泰（Cecil Clementi，1875-1947）出任港督。鄉紳上書金文泰，要求取銷《民田建屋補價條例》[5]。敎育司活雅倫（Alan Eustance Wood，？）與北約理民官傅瑞（John Alexander Fraser，1896-1943）等向金文泰報告此事[6]。金文泰具有中文讀寫能力，能說流利粵語，曾於1904年出任新界助理田土官兼巡理府，與鄉紳來往密切，了解新界鄉情。

1926年，中港多番接觸解決罷工問題。5月，金文泰親往大埔視察，鄉紳為金文泰舉行盛大生日會，金文泰席間以地道廣東話演說[7]。金文泰認為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並非中共外圍組織，在現今非常時期使用「農工」2字，始終敏感，且恐後人誤會，飭令改組為「鄉議局」（Heung Yee Kuk），以聯絡官民感情，使下情得以上達，日後並賦予更多權力，連一般民事案件也會交由鄉議局辦理[8]，是為英殖民地體系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表現[9]。金文泰並當即應允新界農地轉屋地無須補地價，但九龍城附近居民則仍需補地價[10]。其後金文泰又和華人領袖兩度到屯門登上青山遊覽，並揮毫寫下「香海名山」4個中文書法字。

當時中共在新界没有組織基礎。其實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使用「農工」2字，與國內的工農組織有別，國內中共組織多使用「工農」2字。強調「工」人領導革命，農、商、學是協助者，統戰對象。我推測港英懼怕的是華人「農、工、商」3界聯合，有能力動搖港英的統治，或影響港英的治權。

1967年反英抗暴動期間，以鄉議局主席為首的35名成員於5月25日具名發表〈支持政府聲明〉，又發表〈我們的意向與責任〉，表態支持港英[11]。

市面部份書刊和網上資料誤將「九龍租界維持民產委員會」寫作「九龍新界維持民產委員會」，自以為新界和九龍地區人士的組織必標榜「新界」一名。但這機構尚有文件保存至今，可資證明。

龍少爺

03.0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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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3年11月上港督塔制軍呈文〉，載：薛鳯旋、鄺智文編著：《新界鄉議局史》，香港：三聯、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2011，第395-396頁。

[2] 劉潤和著：《新界簡史》，香港，三聯，1999，第53-54頁。

[3]〈1923年戴芴臣律師原稟第一本意譯〉，載：薛鳯旋、鄺智文編著：《新界鄉議局史》，香港：三聯、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2011，第394-400頁。

[4] 劉潤和著：《新界簡史》，香港：三聯，1999，第53-54頁。

[5] 〈1925年上金文泰制軍呈文〉，載：薛鳯旋、鄺智文編著：《新界鄉議局史》，香港：三聯、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2011，第402-403頁。

[6] 薛鳯旋、鄺智文編著：《新界鄉議局史》，香港：三聯、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2011，第53-54頁。

[7] 劉智鵬主編：《展拓界址》，香港：中華，2010，第154頁。

[8] 薛鳯旋、鄺智文編著：《新界鄉議局史》，香港：三聯、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2011，第53-54頁。

[9] 陳國成主編：《粉嶺》，香港：三聯，2006，第36頁。

[10] 劉智鵬主編：《展拓界址》，香港：中華，2010第52頁。

[11] 薛鳯旋、鄺智文編著：《新界鄉議局史：由租借地到一個兩制》，香港，三聯、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2011，第1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