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一書了解港英為何打擊勞校
我家住屯門,每次乘輕鐵往元朗總會定神看達德書院遺址,看着眼前的馬禮遜樓,思索馬禮遜與鴉片商人的關係,他是否真的没有沾上毒品交易。坐在座位上思考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要深入了解達德書院,在公共圖書館借來“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追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 一書,這書也有助了解港英打擊勞工子弟學校一事。
《香港達德學院》第149頁,引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1899-1978)的報告:1946年12月,一名視學官到達德學院查訪,發現圖書館裏幾乎全是共產主義的書籍,牆壁上張貼的都是宣揚共產主義的文章。1947年敎育司的報告,指達德學院除了政治學課程可能有些偏見,很少發現師生有從事政治活動的跡象。
1945年香港重光後,百廢待興,學位嚴重不足,港英借助民間力量來解決兒童失學問題,工會熱烈響應參加辦學,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應運而生。港英更特別放寬衞生規則,准許工會在住宅及工會會所內開辦學校,對勞校更給予經濟援助,每名學生每月補助3元,全數每月約5000元[1]。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發展,中共將國內幹部撤到香港,部份安排在敎育界,旺角勞校校長鄒劍卿(1914-2005)、紅磡勞校校長巢湘鈴(1922-?)都是中共黨員,巢湘鈴更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中共黨員,電車勞校校長梁力濤(?-2008)曾隨中共打游擊抗日。
1948年,國共內戰的形勢明朗化,中共將會取得政權。英國對香港未來的地位開始感到憂慮,剛到任的港督葛量洪認為,國民黨在香港的顛覆活動並不需要過分憂慮,他們制造的麻煩不會真正威脅到香港的安全,因國民政府没有強大到足以挑戰英國。不過,要是一個強大而極端反西方、反英和反香港的政府在中國掌權,情况就完全改變。葛量洪面對這個形勢,選擇不挑起事端,但也不會忍受不合理的要求[2]。1946年國民黨因九龍城寨治權問題,與英國出現爭論,醖釀領導一場反英運動。葛量洪是否總結這件事件經驗認為,“國民黨在香港的顛覆活動並不需要過分憂慮,他們制造的麻煩不會真正威脅到香港的安全”。日後的歷史亦證明葛量洪對國民黨的判斷正碓。
《香港達德學院》第150頁指:1948年下半年,英國決定要鞏固在香港的管治地位,並因應中共即將建政作好政治和軍事的準備,開始加強限制和鎮壓中共和左翼民主人士的活動,減弱中共的力量,修改出入境、結社、辦學、僱傭、活動等條例[3]。
中共港澳城委的報告指:港英藉口發展勞校,籌募100萬元建築校舍,提出擬成立“中央委員會”,由羅文錦律師(1893-1959)、聖公會港澳教區會督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1895-1975)代表政府管理,代替現有的工會、敎會、勞工司、敎育司聯合構成的校管理委員會[4]。勞工司主張接收勞校,敎育司、勞工顧間碧架(?)則主張加強統制一二年後再管,完全由敎會去辦,最後同意等何明華由英國回來再作定。工會計劃利用政府內部的矛盾,支持敎會,爭取敎育司,分化勞工司[5]。中共認為何明華返英,須10月始返香港,態度暫時不積極[6]。
8月,“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簡稱勞敎會)常務顧問施玉麒(George Samuel
Zimmern,1904-1979,?)大律師宣佈己籌得9萬元,敎育司答允撥款15萬元,談話中表示敎育不分黨派階級,工會(中共)贊成先興建校舍,由勞敎會擴大籌募,但將來爭取參加“中央委員會”,一面使現有的管理委員會繼續存在,暫時繼續堅持收容勞工子弟為主[7]。
中共決定利用9月25日 ,港英批准勞校賣花籌款際,擴大號召發動群眾,應付港英的進攻。確定目標:1.擴大工人福利事業,首先是勞校抓緊英國改良政策;2.敎育群眾認識港英統治政策,發動力量迫港英就範;3.擴大影響,爭取中間工會、學校、社會人士甚至英資上層,個別國民黨校參加;4.鞏固工會,發展力量[8]。
中共估計此公開合法福利改良運動將會得到群眾的支持,提出“10•3” 作口號,首先在內打通幹部思想,確立目的,發動全港工會配合[9]。
勞教會將籌得款項再開辦紅磡、西營盤第二街2號西營盤勞工子弟學校,灣仔道政府職工子弟學校、油麻地政府職工子弟學校等4間勞校,接辦摩托車工會辦理的摩托車勞校[17],勞校增至12間,香港5間,九龍7間,學生2043人,總班數達63班,學生有2043人。資助工會辦識字班4間,學生250人,共有敎員98人,五六歲以上小學生400人[18]。
葛量洪指中共滲入學校,向青年人進行政治宣傳,更招募他們到華南參與中共組織和戰鬥,完全正確,據現已公佈資料顯示,中共建政初期,國內幹部不足,大批香港人北上廣州,在各單位工作。從中國人身份來看,這個行動完全没有問題,國民政府時期,香港人也曾北上出任政府職務。但葛量洪是英國人,殖民地總督,當然不容許這種情况出現,因為這樣會影響英國在香港利益的。
1個星期後,葛量洪收到殖民地大臣的覆電,批准關於修改敎育條例的修訂,其他修訂則稍後處理[21]。
英國外交部知悉港英的計劃後,致函殖民地部,轉達英國駐南京大使的忠告。南京大使認為修訂條例一事應知會國民政府,而且強調此舉是為了捍衛民主而為打擊民主[22]。
殖民地部接納了駐南京大使的忠告,並轉逹給葛量洪,作為處理修訂條例時必須向公眾交代的信息[23]。
5月,港英打算解散勞校。工人、家長、教師、學生等開展聲勢浩大的護校運動,並得到社會人士的廣泛支持,發動10萬人簽名,終於得以保留規較大的旺角勞校、摩托車勞校、紅磡勞校、電車勞校、筲箕灣勞校等5間。7月,勞教會舉辦了勞校成績展覽會,進行宣傳,向社會人士展示了勞校的教學成果,深受社會人士的讚譽,參觀者達到900餘人[29]。
勞校的成立可以說是港英和左派工會的相互合作的成果,而親國民黨的工會却得不港英的支持,只能零星地開辦學校,因國民黨當時是中國的執政黨,曾試圖收回香港,發起反英暴動,港英着眼防國民黨滲透,更甚於中共。時移世易中共掌政在望,港英打擊勞校,防止中共滲透。
(完)
龍少爺
05.04.2014
[4] 港粵城委黨:《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 ,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5] 港粵城委黨:《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 ,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5頁。
[6]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 ,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7]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 ,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8]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 ,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9]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 ,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254頁。
[10]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 ,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1]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 ,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2]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 ,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3]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 ,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4]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 ,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6]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 ,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7] 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426頁,引:《星島日報》, 1948年5月8日 。第426頁,引:《星島日報》,1948年11月21日 。
[18]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 ,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9]《華僑日報》,1948年10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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