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共不是獨立自主創立的

 

台共不是獨立自主創立的

 

前言

談論台灣共產黨（以下簡稱台共）史者多以獨立自主來形容，實質台共從來没有獨立自主運作，由草擬創立計劃至宣告成立，全按共產國際際（又稱第三國際）的指示去完成，甚至主持創黨的人都由共產國際安排的，那可算是獨立自主組織可言，下文將逐一詳細闡述。

台共的始建絶大部分論述都由謝雪紅（1901-1970）留學蘇聯說起，實質之前共產國際曾安排，早期台留學蘇聯的許乃昌（1907-1975）和謝廉清（？）組織共產黨，但不成功，而謝雪紅等卻成功創立台共，因而本文也從謝雪紅留學蘇聯說起。

 

莫斯科受訓

綜合各學者的資料，謝雪紅應是於1925年到莫斯科，入讀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1921-1938，以下簡稱東方大學），編入日本班而不是中國班，也没有獨立成立台灣班讓台人一起學習。而蒙古班、越南班和印尼班都有設立。同行有另一台人林木順（1906-？）先入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1922-1930，簡稱莫斯科中山大學），後轉東方大學日本班。

謝雪紅起程前，約於1925年10月，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幹部向謝雪紅、林木順和林仲梓（？）等3人宣布：「黨派你們去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並說赴蘇學習是為了培養幹部，考慮將來在台建立共產黨。林仲梓後來未能成行，並於同年底回台後病逝。以上資料看來謝雪紅應是中共的人，但有論者指謝雪紅以日共身份赴蘇，但缺具體資料佐證，有關這時謝雪紅的黨籍問題下文會詳細論述。

根據東方大學的檔案，謝雪紅入學日期是1926年2月8日，同行的林木順則是1926年4月9日。另據該校記載，1927年3月謝雪紅因健康原因被學校除名，同月林木順由於學習成績不佳亦被除名。大多數學者沒有提及此事，而只是直接說2人離蘇回去組黨。龍少回想中外革命者的活動經歷，東方大學寫下這些資料應是掩人耳目，隠藏2人回去是組織共黨。在共黨內生活有時無私隐可言，很多私事都要向黨交待或報告，但共黨交給你的任務，就不能向至愛妻兒及父母透露一丁點。

1927年9月20日，日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片山潛（1859-1933）致函共產國際，請求將謝雪紅和林木順調派回台。而謝雪紅的回憶更進一步說，1927年10月12日片山潛對他們說：「共產國際決定命令謝雪紅和林木順回國組織台灣共產黨，由謝雪紅負責、林木順協助，台共暫時以日本共產黨（以下簡稱日共）台灣民族支部存在。」

10月17日謝雪紅和林木順奉共產國際命啟程離蘇，於11月13日抵達上海。

謝雪紅和林木順2人按共產國際安排，與日共中央委員德田球一（1894-1953）等數人一同離開莫斯科去上海。為何一批日共中央委員德田球一、渡邊政之輔（1899-1928）和福本和夫（1894-1983）等在莫斯出現，因為日共中央委員會在莫斯科開會，處理福本主義和山川主義路線之爭，要聽取共產國際訓示來裁決。1927年3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幹部會制定《有關日本問題之綱領》（簡稱《二七綱領》），山川派没有人到會，勝出的是福本主義。

 

日共台灣民族支部

謝雪紅和林木順到上海後聯絡台人翁澤生（1903-1939），翁澤生按照中共指示，參與台共建黨工作。在上海的日共駐共產國際東方局代表鍋山貞親（化名川崎，1901-1979）也同時提供協助。

謝雪紅和林木順然後於11-12月間去東京與渡邊政之輔見面，取得《政治大綱》和《組織大綱》兩份組黨文件草案。

渡邊政之輔向謝雪紅說：日共正忙於競選工作未能抽空指導他們組黨，故交由中共指導他們組黨。

有關共產國際指示日共成立台灣民族支部的問題，至今没有任何白紙黑字的原始文件佐證，最早的資料是日共委員長佐野學（1892-1953）的供詞。佐野學說：渡邊政之輔於11月完成與共產國際指導部會議後回國，佐野學在東京與他取得聯絡，他向佐野學報告，按共產國際指示暫時把組織台灣共產主義者的工作，以附屬在日共的支部方式來進行。這只是佐野學單面的資料，間接說出共產國際的指示，亦有謝雪紅的回憶佐證，渡邊政之輔早逝没有留下這問題任何資料來佐證。

另有資料指謝雪紅等離莫斯科後，曾在海參威與渡邊政之輔及鍋山貞親會面，這資料較少人談，且謝雪紅和林木順也没有談及此事，此事亦未見與創立台共一事有任何影響，故只是留下一筆資料不作深入談論。

佐野學又說他和渡邊政之輔見面後不久，有上海來的台灣同志到東京，佐野學和渡邊政之輔與他們見面，聽取他們匯報台灣情況，然後由佐野學和渡邊政輔兩人一同起草成立台共用的《政治大綱草案》，而渡邊政之輔一人又起草《組織大綱草案》。兩份草案由渡邊政之輔交台灣同志，指示他們先組織團體。另據資料這兩份草案是經日共中央委員會通過的，但未見此會議記錄。

綜合各學者的資料，佐野學所說的同灣同志應是謝雪紅和林木順2人。這兩份草案是據他們2人的報告草擬出來，作為成立台共的重要文件。

謝雪紅和林木順離台已有3-4年時間，且剛從蘇回來，對台現況實情了解多少呢！再看兩人的脈絡，他們直接所得台現況實情是有限的。

台共遂於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舉行成立大會，黨名是「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成立大會籌備會根據日共草擬的綱領草案，寫成《政治大綱》和《組織大綱》兩份綱領文件，並在成立大會上得到通過。《政治大綱》指台灣應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出反帝、民族獨立和建立共和國等。這兩份綱領文件草擬好後交中共和共產國際審批，然後才在成立大會上進行討論。未見此中共和共產國際公開的檔案有審批此事的會議記錄。

從組織名稱來看台共是日共轄下一個支部，已不是獨立自主的組織，所以原先要由日共來指導，但日共內鬨和解散，又正面對選舉，無法指導台共，故改為由中共來指導。以中共歷史來看，共產國際派來的指導者如鮑羅庭（俄文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1951）和米夫（俄文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иф，1901-1938）等都是太上皇，在他們指導下中共無獨立自主可言。再看黨組織最重要的綱領文件要由日共草擬，並在中共代表彭榮（可能是任弼時）指導下撰寫。開會討論政綱時彭榮的的意見也起一定作用，這怎算是獨立自主組織。

再看組織成員名單，林木順為書記長兼組織部長，謝雪紅是候補中央委員，與陳來旺（1908-？）一同負責駐東京聯絡日共。回看謝雪紅的回憶，指共產際指示共應是由她負責，林木順是協助者，現結果是倒置過來，謝雪紅連中央委員也當不上，為何如此呢！現没有任何資料可說明這一點，再看台共日後的紛爭，各方都找共產國際來仲裁，若共產國際真的是安排由謝雪紅負責台共，與會者怎敢違聖旨，故謝雪紅在這一點上自吹自擂居多。

 

 

一國一黨原則

有學者指按共產國際於1924年第五次大會通過的一國一黨織原則，台灣因是日本殖民地，順理成章台共應接受日共領導。這只是按表面的文件來簡單地論述台共與日共及共產國際的關係，擴大來看印尼共黨為何不是宗主國荷蘭共黨的支部呢！尚有印度共黨為何不是宗主國英國共黨的支部呢！馬來西亞共黨為何不是宗主國英國共黨的支部呢，而是由中共去組織呢！中南半島的共黨為何不是宗主國法國共黨的支部呢！

龍少認為主因是台共的創立全是共產國際的安排，且當時台人中馬列主義苗頭不大，如中國的陳獨秀（1879-1942）和李大釗（1889-1927）。而台共是日共支部方便共產國際指揮它的行動，況且中共和日共也是按共產國際指示行事，介入台共的組黨工作。從共產國際歷史來看，它的文件在不同時間有不同解釋，出了問題就找人背黑鍋。有如中國古代皇帝的聖旨下達後，也要按皇帝的喜樂哀怒而具體執行。再看另一文件《庫凖尼大綱》，內容有指法共在北非殖民地突尼斯和阿爾及，没有給當地共黨自主，只有協助。正是按不同情況作不同決定。所以龍少認為台共是日共支部全是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主觀決定，與任何文件規定無關。

按《組織大綱》說：「台灣共產黨在相當時間中組織為第三國際之一支部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因而，必須遵守日本共產黨執行委員會之指令，此即希望台灣共產黨將來透過日本共產黨，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支隊。」綱領指明台共不是獨立自主組織，要遵守日共的指示，連進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也要通過日共，不能獨立自主進行。

再看《台灣共產黨成立宣言》則提出：「台灣共產黨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武裝行動的革命政黨，與各國共產黨同為第三國際的支部。」這宣言直指台共是共產國際直接支部，將以上這兩份文件對照來看，台共是共產國際直接的支部，還是透過日本間接成為共產國際支部呢！看來在這問題上有點含糊不清，或可解說為先做日本支部，成長後才直接成為共產國際支部。

 

謝雪紅的黨籍

表面上來看謝雪紅留蘇編入日本班，且在日本人安排下組織日共台支部，又能出席日共中央會議，以上事情按常理非黨員不能如此，她極有可能是日共黨員。細想日共正受打壓，怎會把組織支部工作交給非黨員去做，出席中央委員會會議普通黨員也未必能列席，否則如何做保密工作。或許因為如此輕率安排工作，故日共和台共經常被搗破，搜去重要文件。或者如學者所說：片山潛認為林木順和謝雪紅是日本人，不是中國人，所以有如此安排。亦有學者指謝雪紅是以日本學生身份留蘇，故編入日本班。以上一切都没有具體資料來佐證，這時謝雪紅身份頗迷糊不清。

謝雪紅的回憶說，她於192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共青團），然後成為國民黨員，8月份更獲批准加入中共。共產國際的解密檔案記載則是，謝雪紅於1924年加入共青團，1925年加入國民黨。

有資料指1927年上海大學教授中共黨員安體誠（安存真，1896-1927）和宣中宣（1898-1927）介紹林木順、謝雪紅和陳其昌（1904-1999）等加入共青團，安排他們赴蘇留學。

德田球一的回憶，謝雪紅是中共台灣支部推薦留蘇，即這時謝雪紅已是中共黨員。德田球一又說，1925年中共在上海成立台灣支部。1928年10月18日在台北正式成立中共台灣支部，後在台中發展另一支部。而陳來旺的回憶是7月。加入中共在台的支部和共青團的人有：王萬得（1903-1985）、吳拱照（？）、劉守鴻（？）、翁澤生和潘欽信（？）等。這個中共台灣支部仍未有具體資料證實存在。

綜合謝雪紅的資料，她於1916年去日本神戶3年，1919年轉去青島目睹五四運動，1922年在台開始參加政治活動，這段時間日共没有在台活動或進行宣傳，故她不能與日共有任何接觸。1916年她留日期間也没有資料顯示與日共有任何接觸。

 

1924年3月謝雪紅受林木順所講的革命道理啟蒙，是年夏與林木順一起去上海，1925年進入上海大學讀書，正值五卅運動。故檔案記載她1924年加入共青團稍不合理，因剛接受革命道理，且尚未有資料顯示她與中共黨人有來往，而她的回憶說，於1925年6月加入共青團，因這時正在上海大學讀書，該校是中共物識黨員和培養黨員的機構，在這年加入共青團較合理。

 

中共的安排下，1925年11月20日謝雪紅和林木順赴蘇學習，12月謝雪紅進入東方大學，林木順入讀莫斯科中山大學，後轉入東方大學。

謝雪紅在上海改用謝飛英名字。留蘇同班有風間丈吉（1902-1968），謝雪紅性格剛烈，日留學生視她是現代男兒。謝雪紅能講普通日語，深入表達能力則不足。

據此這時謝雪紅留蘇前與日共没有任何接觸，她到莫斯科始與日共有直接接觸。可能這時轉為加入日共。且按共產國際一國一黨原則，全部留蘇學生都應轉入蘇共內過黨生活，按不同的崗位和身份編入不同支部，所以謝雪紅和林木順應是蘇共轄下日人支部成員。但有例外情況，就是中國人的支部不是下轄蘇共，而是自己的中共旅莫支部，與一國一黨原則相違，或許因反托而有此安排。

 

另外共產國際的解密檔案，林木順也於1925年先後加入共青團和國民黨。

根據中共旅莫支部名冊，1925年11月20日，謝雪紅和林木順跟隨中共派去蘇聯學習的團隊從上海啟程，於同年12月18日抵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間，謝雪紅使用化名謝飛英，林木順化名林木森。據中共旅莫支部於1926年1月27日統計的名冊，林木森被編為100號，謝飛英被編為101號。證明謝雪紅和林木順2人這時間都是中共黨員。但中共旅莫支於1926年夏被共產國際解散。1926年的情況有待具體資料出現才可得知。

 

金錢與獨立自主

 

没有具體資料顯示共產國際有金錢支持台共，共產國際檔案中没有有關這方面收支記錄。

據學者資料指出，渡邊政之輔於1928年12月赴台，帶有共產國際給台共的指示和資金，準備交給謝雪紅。但渡邊政之輔在基隆登岸時為警員所槍殺身亡。

1925年3月，《台灣民報》北京通訊員謝廉清在莫斯科接受短期訓練後，於7月領取了3萬元回北京，從事建立台共活動，在上海組織赤星會，1925年底成立上海台灣學生青年會，以及1927年到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部活動，聯絡左傾學生。

陳碧蘭（1902-1987）於1924年去東方大學要自籌200元旅費，她在莫斯科衣食由東方大學供應，十分充足。每星期憑票洗澡一次，兩星期理髮一次，有時有電影或戲劇看，每月且有6盧布零用錢。

陳碧蘭在《早期中共與托派》第七和第八章，記述了她在東方大學的生活，而楊子烈（1902-1974）則是與謝雪紅同期的留蘇學生，可參閱她的《往事如煙》（香港：自由出版社，1970），而王凡西（1907-2002）的《雙山回憶錄》（香港：周記行，1977）亦記述了他的留蘇生活，這3本書有助我們了解謝雪紅留蘇生活的情況。謝雪紅留蘇期間正值批托運動初期，為何台共諸人不受影響，日共初期也是如此，有待學者研究。

我們且看中共籌建初期的開支，上海支部每月開支約二三百元。1921年1月正籌組中共的陳獨秀離上海南下廣州，共產國際代表吳廷康（俄文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93-1953）亦返回蘇後，中共上海總部財政出現問題，活動陷於停頓。宣傳刊物中斷、脫期或停刊，工人補習學校暫停。武漢支部收不到上海總部的活動經費，不能開展活動。

中共於1921-1922年間中央機關開支為1,7655元，收入有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收支尚算平衡。據此謝廉清領取3萬元來組黨經費充裕，而台共多年來的活動不見有財政問題，部分是籌款得來的，共產國際的資助有多少不得而知。

 

總結

台共成立前，1924年4月台中有赤華黨籌組，因總督府的嚴密監視，轉到上海開成立大會，黨員有49人，內有12名勞動者，其餘是知識分子。成員有：許乃昌、北京大學的賴維種（？）、新聞記者王傳枝（？）、中央書局董事長張煥珪（1902-1980）、台中人吳沛（？）、實業家謝廉昌（？）和早稻田大學蔡炳曜（？）等，全是知識分子。有關這個組織資料不多，不知是否與共產國際有關，中共成立初期，也有多個共黨組織在創立中。

 

現中共和日共已公開的檔案有關台共創立的資料極少。

日共中央委員山長水遠去莫斯科開會處理福本主義與山川主義之爭，擺明要共產國際來裁決，同時也表現日共不是一個獨立自主政黨，要聽命共產國際，中共也是如此。實質全世界共黨都是共產國的支部，不是獨立自主的政黨，聽命於共產國際，而共產國際由蘇共掌控。

部分論者闡述台共創立列舉諸多政經社環境，全是花言巧語胡吹，教條主義思維，如無共產國際主觀因素促進下，當時的政經社環境下，按共產主義教條台共是不會出現的，龍少將會另文分析。

 

參考資料

1．史明繪著：《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前衛出版，2017）。

2．蔡石山著，黃中憲譯：《台灣農民運動與土地改革，1924-1951》（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3．台灣研究基金會策劃：《三代台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台北：遠足文化，2018）。

4．陳翠蓮著：《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台灣民主運動》（台北：春山出版有限公司，2020）。

5．陳翠蓮著：《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一九五○》（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6．陳芳明著：《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2006第二版）。

7．戴天昭著：《台灣政治社會變遷史》（台北，前衛出版，2019）。

8．王健：〈出席臺共成立大會的中共代表“彭榮”身份辨析〉，載《北京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

9．郭杰、白安娜著，李隨安、陳進盛譯：《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0）。

本文除參考以上資料，尚有上百條網上資料，綱上資料未能一一盡錄，見諒。

（完）

龍少爺

26.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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