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公務員減薪事件
前言
研究香港經濟史者少有深入探討1930年代香港的經濟,龍少翻看該年代的報刊查看工運情況,看見一宗没有人談的公務員減薪事件,順藤摸瓜查看港英為何如此,原因是經濟差庫房現危機。繼續查看下去,找到很多當時工人概況的資料,現將有關資料上載,公諸同好。
全球白銀波動
1929年紐約股市大崩盤,中國經濟没有馬上受到衝擊,但銀價即時波動,下跌了四成,這時中國仍是銀本位國。1930年9月,3.6銀元可買1枚美國金元,1931年6月,要4.7銀元才可以買到,因此海關收入下跌了12%,外貿額也減少了三份一,財政預算赤字為1.43億銀元。物價暴升,1929年1石米價格為15.5銀元,1930年6月升為21-23銀元,在這情況下全國財富更為不平等。
1934年6月,美國公布購買白銀法案,造成世界白銀(下文簡稱銀)價格上升,投機者把上海銀運往歐美各國前後有廿批,「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下文簡匯豐)以庫存之款換成銀運到英美和香港。投機者紛紛磨拳擦掌,靜待揾錢時機到來。
1934年11月21日,上海匯豐存戶提取大量存款,由數萬至數百萬不等。該行大班亨奇曼(A. Henchman,?)急向中國、交通、大陸和中南等銀行移借一百五十萬元應急,先支付給小戶,緩後支付給大戶,上海中外銀行共同一致應付此危機。
但世界銀價下跌時,上海的「標金」便上升,相反銀價上升時,上海的標金便下跌。世界銀價上升令中國銀流出,中國政府(下文簡國府)三申五令,及增加銀出口稅,以堵截銀流出,但始終無法阻擋。中國全國囤積了大量銀,正在國際市場待價而沽。
4月14日,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英文Tse-vung Soong,1894-1971)代表國府與外資銀行開會。16日,外資銀行公會在、「渣打銀行」開會,出席者有:渣打、匯豐、和「有利銀行」、正金、東方匯理、花旗、華比、荷蘭、台灣、住友、三井、朝鮮、三菱、大通、安達、大英、華義、運通、中法工商和德華等25間銀行,大家同意停止運銀出中國,合力保持中國金融局面穩定。渣打、匯豐、有利和大英等同意將存款現金繳出換為法幣,花旗、大通和運通等亦同意,華比、德華和華義亦照辦。
1935年以前中國輸入銀十之八九由英商承辦,更以匯豐為主,因而金銀賣買是匯豐主要業務,從中獲利豐厚。
1935年11月4日,國府為進一步解決問題,頒布《通貨條例》,實行法幣政策,規定銀歸國有,翌年又以十進制不含銀的輔幣,取代銀制輔幣──「銀角子」。
1935年香港銀行爆倒閉潮,1月「嘉華銀行」因廣州分行物業融資出現壞帳拖累而停業,於1936年復業。9月「廣東銀行」因擠提而停業,被提走存款高達一千萬元,總行及海外6家分行被迫停業。波及其他銀行,後來,該行經國府改組,於1935年11月23日復業,由宋子文出任總經理,雖然仍稱商辦,但人事組織已面目全非。9月17日「香港國民商業儲蓄銀行」停業,工商銀行限制存戶提款額以渡過危機,至1936年3月2日,總行及分行先後復業。而「東亞銀行」實力夠厚可以渡過難關。
1935年世界銀價格上漲,國府在銀大量外流壓力下,被迫廢除銀本位制,以穩定局面。而港幣一直與中國銀本位制相連,也要改為以元為貨幣單位的紙幣本位制,以避風險。國府在國內收購銀售給英美等國,以其收入用作發行紙幣的外匯儲備金,在這情況下,香港如維持銀本位制,銀會大量流入中國。港英為免銀大量流入中國影響港元,因而於1935年11月9日公布《1935年貨幣條例》(Currency Ordinance, 1935),宣布與中國貨幣脫離聯繫,改為與鎊掛鈎,並禁止銀作為貨幣流通,實施紙幣本位制,兌匯平價維持在每1港元兌鎊1先令3便士,即1鎊有16港元。並設立外匯基金(Exchange Fund)作為紙幣發行的準備金,授權匯豐、渣打和有利等發行紙幣,輔幣則由政府自己發行,代替銀幣,是為英鎊兌匯本位制。港英將庫存的銀、外幣和有價值票據等全部上繳外匯基金,換取負債證明書(Certificates of Indebtedness)。港英又以每盎司銀1元2角8分的價格收購,市民持有銀或銀質貨幣超過十元者,必須在一個月內按面值換為港幣。
各國面對1929年的經濟危機時,已紛紛在關稅上使用貿易壁壘政策,因而對香港經貿有一定的影響。中港貿方面,因中國早於1927收回關稅自主時已提高關稅,現又增加外來商品入口稅,由191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更高達25%。這樣情況下,令香港對華貿不利。
1934年香港進出口貿易總值4.159億多港元,較上年少4,500萬港元。1935年進出口貿易總值3.65億多港元,較上年少五千萬港元。到了1936年情況扭轉,進出口貿易大增,入口總值為4.524億元,較去年增多1.17億多港元。出口總值為35,090萬元,較去年增多七千九百多萬元,平均較1935年增26.3%。
1934年時,港督貝璐(William Peel,1875-1945)面對惡劣經濟環境,委派郵政總監布倫(Michael Janes Breen,?)成立委員會,檢討經濟衰退的問題。
在這惡劣經濟下,1934年「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成立。
是年潮州商會會長馬澤民(1898-?)。潮人倡議集資一百萬,開設香港汕頭商業銀行。
1936年1月15日的立法局財政會議上,追撥公務員文員租項津貼66,145元。
1936年3月,港英因港元貶值入不敷支,通過《1936年香港政府公務員徵抽薪金條例》,對政府文員暫行減薪,年薪240鎊以上抽2.5%,260鎊以上抽5%,250鎊抽2.5%,400鎊以上抽7.5%,1,400鎊以上抽12.5%,240鎊以下者不用抽,以節省政府開支。條例於1936年1月1日實施,有待理藩院(殖民地部)下達訓示。
徵抽薪金條例會每年會加以修改,對撫卹金没有影響。公務員就原有撫卹金條例運作表示不滿,因港英將撫卹金列為地方收入,廿年內並動用百多萬元。公務員提出要由中立人保管。公務員表示希望倫敦採納新的撫卹金制度。
「香港政府華員會」於1月4日開大會,通過聯署呈港英,指港幣兌粵幣下跌,日用品價格必上升,對減薪一事請詳加考慮。外籍文員也聯名遞信港英,指外匯高漲已無形中減了薪,要求援助以解生活困苦。
港英剛草擬好1936年財政預算案時,鎊匯價為每港元兌1先令10便士,如以1港元兌1先令8便士計,則預算案要加多八十三萬元。港元慘跌後,要增加的金額更大。而1935年的預算案是以1先令4便士來計,幸有匯水扶助,增加的金額只有十五萬三千元,與預算相差仍有一段距離。往前推來看,1934年的預算案是以1先令3便士來計,1933年的預算案是以1先令2便士來計,1932年的預算案是以1先令1便士來計,可見情況是逐年惡劣。
1936年3月20日立法局會議上,羅文錦(1893-1959)議員動議港府在財困下,因高級文員人數多,可以裁減一些,議案未獲通過。
港英自宣布管理貨幣政策後,再於立法局宣布於4月1日起加煙酒稅,並發行公債。
因港元匯價低,匯率問題令港英薪金支出大增,財政拮據,1937年預算可能有四百萬差額。庫務司預算全年稅收2,667萬多元,預算經費開支2,959萬多元,至3月底實存1,311萬多元。
歐籍商人商都路夫(?)面對惡劣經濟環境,建議港英設立商務局長一職用以復興經濟,亦希望「香港中華總商會」和「香港總商會」各自開大會,提出意見以解目前困境。
1936年7月,中華總商會議決,請港英向商界提供三千萬元貸款,三年為期,週息四厘。9月中,輔政司表示貸款建議不可行,反指現今銀行水浸,存款積累甚多,有能力提供貸款給商界渡過危機。
1935年經濟不景,參茸業虧損不大;鹹魚業售價大跌,加上金價高企無形中關稅增加,大多數商戶有虧損;中藥業生意減縮;當押業贖回商品者小,斷當者多,全行八九成虧本;金銀貿易行在廣東外匯管制下,匯兌生意陷困境。織造業於下半年轉好,至冬季因港幣低出口價也低,貿易轉旺,銷南洋方面更見暢旺。
1936年接上年經濟不景氣,最初九個月情況並不嚴峻,及後商業凋零,不少小型紡織廠倒閉,大廠則縮減工時,至年底略有起色。在此情況下,工人失業者日多,吃飯逐成社會首要問題。工人仍每天工作九小時,早上7時上班至下午5時,平均日薪為1.5角。輔政司的報告,指找不到工的華人回了鄉,有工作者薪金亦較1934年低,市民由租房居住變為租床位,令低下層居住環境日漸擠迫。在這情況下,港英成立委員會研究住屋問題。
1936年7月,香港出入口貿易量增長了45%,總值以鎊計減少了10.5%。1937年進出口貿易總值為10.84傹港元,比1930年增長了33.5%,是歷史高峰,增長一直持續至1938年廣州淪陷時,可見港穗的經濟相依關係。1940年進出口額仍有13.754億元,比1936年增71.8%,以糧食為多,布匹為次。
正當香港經濟轉好,日軍擴大侵華行動,於1937年發動盧溝橋事變,香港經濟無法向前。
工業
香港於1934年總共有工廠760多間,1936年減為四百多間,工廠多設在九龍,以紡織廠最多,其他的尚有:
印刷業:印務、印鐵製罐等。
食品業:凉菓、糖菓餅乾、罐頭食品、冷水、煙酒等。
五金業:電器、電鍍、錳鉛、搪瓷鋁器、鋼窓(鋼窗)、機器等。
塑膠業:膠鞋。
其他:毡帽、玻璃、化粧品、藥品、牙簽、炮竹和蚊香等。
工廠產品原料多是來自日本的,銷往南洋時因在香港生產,故仍可以稱為國貨出售,有利銷售。
至1935年9月經濟不景仍没有改變,數間織造廠閉,規模較大織造廠縮短工時。最後三個月,捲煙業、膠鞋、毡帽、電筒、電池和糖菓等工廠,因匯水低有利出口,頗能獲利。入冬織造業轉好,線香業全年有利潤。全年工廠倒閉53間,開張有近60間,全港工廠總共有506間。
1930年代工資表 | ||
行業 | 日薪 | 月薪 |
1935年平均日薪 | 0.15元 | -- |
1936年女工平均日薪 | 0.2-0.3元 | -- |
1935年木匠或泥水匠 | 0.58-1.2元 | -- |
1935年灰水、油漆和搭棚 | 0.8-1.25元 | -- |
1935年建築工人 | 0.4-0.75元 | -- |
1935年火車司機 | 1.5-2元 | -- |
1935年電車司機 | -- | 36-40元 |
1935年電車售票員 | -- | 30-39元 |
1935年巴士司機 | -- | 30-50元 |
巴士售票員 | -- | 18-25元 |
1935年煙廠女工 | 0.3-0.55元 | -- |
1935年紡織女工 | 0.2-0.5元 | -- |
織造女工 | 0.4元 | -- |
佐廷織造廠 | 0.3-0.4元 | -- |
1935年電筒廠工人 | 0.15-0.4元 | -- |
冠益食品廠女工 | 0.3元 | -- |
冠益食品廠男工 | -- | 10-20元 |
廣生行生手女工 | -- | 5-6元 |
廣生行熟手女工 | -- | 16-17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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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935年資料來自《華字日報》1936年10月22日(香港),二張三頁,1935年平均工資不是表內數據計結果,而是港英報告的數據。冠益、廣生行和佐廷等資料來自《香港華資工廠調查錄》1936年10月22日(香港),二張三頁。織造女工資料來自《工商日報》1936年1月13日(香港)。女工平均日薪來自《工商日報》1936年2月4日(香港),第三張第一版。 | ||
據報道,1936年前織造女工工資計件,每日可賺1.8元,1936年只有0.4元。以上工資資料十分混亂,有待更多資料才能全面反映當時情況。
生活情況
香港人口,1934年為944,492,1937年為1,006,992,1938年為1,028,619,人口不斷增長至日治時始減。人口增長主因是日侵華國內人離鄉別井逃難來港,帶來大量勞動力和資金,有利經濟發展。
1931年總人口為849,751,製造業工人佔總人口24%,貿易、保險及金融佔21%,傭工和飲食業工人佔13%。
1935年男女工合共二萬三千人,當中女工有二萬一千人。女工每天工作九小時,日薪0.2-0.3元。與上表比較,《工商日報》列出的日薪較港英報告的平均日薪高。
中國實施新幣制後銀賤,香港物價即上升,與三個月前(1935年12月)比較升了三份一,對中下階層生活有很大影響。1935年12月物價低是歷年僅見,中等白米1元可得24-25斤,最少者亦有22-23斤,現(1936年2月)只有15-16斤。1935年12月布疋最平者1元有廿多碼,中等土布或竹紗布,1元有16-17碼,現只有7-8碼。1935年12月柴1元有160-170斤,而物價是1933年的水平,工人無形中減了薪金。但屋租則没有上升。物價雖較1934年低,但市民對遠景缺信心,為將來計改為租床位住,以節省日常開支,使貧民區有人滿之患,而屋宇則多空置。
去年開始各業工人薪金有下降情況,因去年物價尚低工人生活還可以,現物價高漲,洋行工人要求恢復原來的薪金額。
現(1936)新加坡幣每1元可兌港幣1.5-2元,因而港貨出口至南洋售價廉宜,訂單很多,但匯價不穩定,風險高,這就是工廠由七百多間減為四百多間的重要原因。
1936年華民政務司的《1935年工作報告》中,有關勞工方面:指受經濟不景影響失業人口大增,工資較1934年為低,政府和西商店舖工資仍較華資為高。但一般華工找工作困難多數回鄉,因而勞動力市塲內供應有限,對工資影響不大。
1935年初港匯大升,四個月後慘跌,對出口有利。
保護勞工衞生和安全設備有改善,不少舊廠翻新。1934年有工業意外64宗,死了7人,船塢佔四成,有14宗,死了3 人,有1名印刷工人被機器壓扁手指重傷斃命;1935年工業意外有66宗,死了6人。有3間工廠被控女工超時工作,被判罸款。
1935年没有罷工事件,勞資糾紛只有兩宗。正月九龍城有織造廠倒閉,失業工人有上海人150名,在慈善家協助下工人返回上海。12月城門水塘工地有勞資爭執,涉及來自中國百餘工人,工程師請華民政務司出面調停。事件平息後,發動工潮者一律遺返。
據《工商日報》資料1936年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有四份三居民在飢寒交迫中掙扎。據保護兒童救濟會報告,貧民窟出生嬰兒夭折者達千萬人,去年該因財力有限,購牛奶以救濟嬰兒只有111宗。嬰兒多因疾病和營養不良而離世,空氣不流通,居所狹窄只有一張床位,有病亦無錢睇醫生,都是重要因素。該會援助醫藥費者有41宗。平民的入息,西區為每人每月為2元4角3分,九龍為每人每月為1元9角4分,約相等上中流階層紳士一日吸煙的花費,無收入者每月基生活費1元數角如何去找,因而產婦營養不良,所生嬰兒那會有營養呢。
1936年12月,衞生當局聲言會解決市民居住問題,作為明年的新政,嚴加限制樓宇住客的擠迫情況,五口之家居住面積應有760尺,以維護市民健康,杜絶肺癆病的傳染。
後話
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金融炒家有意要打擊中國金融以漁利,以銀為工具進行攻擊,初期可以為所欲為,但他們看不到中國潛在的金融力量,就是華工匯錢回家鄉,匯聚在中國是一個龐大的數目,可以抵擋金融炒家的攻擊。有關這方面的資料龍少掌握了不少,但不足以有系統和有條理整理一篇文章。
(完)
龍少爺
09.0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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