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4日 星期一

駐港英軍工人組織


 


駐港英軍工人組織


駐港英軍內有數間華人組織,綜合資料,1920年代已有僑港兵房祖典公司,憲報上英文名稱Kau Kong Ping Fong Tso Tin Kung Sz(Military employeres),工人組織。取銷日期1928年2月9日,同日被取銷的香港兵家工商敍集所,Hong Kong Ping Ka Kung Sheung Tsui Tsap Sho (Military employeres and contractors),工商組織。沒有這兩間會的資料。

抗日戰爭勝利後,英軍內華工組織工會,先有「香港陸軍部技術華員自由職工會」,當時陸軍部技術華員有數千人,少數加入了親共的政軍醫福利會。職工登記局批准香港陸軍部技術華員自由職工會註冊立案,[ 《工商日報》1952年6月1日(香港)。]於1952年成立,有會員600餘人。[ 《工商日報》1952年12月23日(香港)。]原會址在九龍塘村榕樹道47號 (現已不存在),後遷欽州街32號2樓。[ 《華僑日報》1952年12月10日(香港)。]主席程禮儀。[ 《華僑日報》1952年12月27日(香港)。]1954年理事長陳安,監事長陳彼得。[ 《華僑日報》1954年5月4日(香港)。]1958、1961年理事長李建光。[ 《華僑日報》1958年7月10日。《華僑日報》1961年5月8日。]

該會有小型足球隊。[ 《華僑日報》1958年7月10日。]1955年籌募福利基金,於9月25日在香港大酒店2樓舉行慈善換物會。[ 《華僑日報》1955年8月8日。]

1958年4月發放失業福利金,入會一年者有一百元。[ 《華僑日報》1958年4月24日。]


另有「香港英軍華員自由工會」於1968年12月20日成立,[ 《華僑日報》1968年2月21日(香港)。]會員福利有助學和郊遊,1979年會員大會有百餘人出席。原會費每月1元,1979年增加1元。在旺角亞皆老街購置會址,[ 《華僑日報》1979年3月2日。]入會基金5元。[ 《華僑日報》1968年5月21日。]

成立宗旨:團結同業,共同創造合理福利,擁護政府法令維持社會安定,[ 《華僑日報》1968年10月21日。]爭取公平工資和工時,及合理工作條件,調解糾紛。[ 《華僑日報》1968年2月23日。]

1968年主席為孫中,副主席吳浩然,會務X洵,財務曾崑崙,福利卓星鷹,組織嚴均一,文教劉作成,中文秘書張奮程,英文秘書梁奕來,調查彭治喬,核數陸鴻。[ 《華僑日報》1968年10月21日。]

1962年第十屆理事長張忠元,李建光為監事長,孫中為教育主任。[ 《工商日報》1962年5月14日(香港)。]1961年理事長李建光連任。[ 《華僑日報》1961年5月8日。]

1962年入會費14元,捐帛金5角。未滿4個月會員過世帛金有100元,入會超過4個月帛金800元,[ 《華僑日報》1962年11月8日。]

聘中西醫生和跌打為會員診治,舉辦康樂活動。[ 《華僑日報》1968年2月23日。]

1960年3月全港公私營機構工人已加薪,陸軍部華員要求加薪改善待遇。[ 《工商日報》1960年3月25日(香港)。]

(完)

龍少爺

15.09.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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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26日 星期三

是李棠還是呂棠


 


是李棠還是呂棠

 

前言

龍少曾任報館植字員,又出了多部書,深知錯漏難避免,全面看了《工人之路特號》兩次,發現錯漏頗嚴重,1920年香港工運史中常有李棠和呂棠兩個名字出現,實質同是一人。

7月3日,作為省港大工罷領導機構「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由中華全國總工會林偉民和李啟漢2人、沙面曾子嚴、梁德禮、陳瑞南、黎福疇等4人和香港海員、同德、電車、洋務、煤炭、平樂、車衣等7人共13人組成。大會選出蘇兆徵為委員長,副委員長為曾子嚴和何耀全,幹事局長為李啟漢,副局長是黎福疇和李堂(李棠)。這裡原文是用李堂,即是李棠。

省港罷工委員會主要職員:

委員長 蘇兆徵

副委員長 何耀全、曾子嚴(廣州洋務),

秘書長 楊始開(廣東大學)

顧問 汪精衛、廖仲愷、鄧中夏、黃平、楊匏安等

執委

李啟漢、李棠(同德)、陳錦泉 (煤炭)、麥波揚(平樂)、麥捷成(僑港洋務)、林偉民、黎福疇(廣州洋務)、陳瑞楠 (廣州洋務)、梁德禮(廣州洋務)、馮煜南(車衣)(或是張鍚三)等13人。

 

 

 

 

省港大罷工委員會部份成員合照,圖中左起馮煜南、李棠、梁德禮、何耀全、蘇兆徵、曾子嚴、李啟漢、麥捷成、麥波揚。

 

 

9月29日下午懇親團代表謝樹棠、楊西岩、邱頌濤、陳榮先(陳榮光)、蘇日升(蘇日昇)、徐潤之、劉萼繁、鄭秋和、黃埭山、黃季香(黃季熙)、黃廣田、劉翼臣、景源印務工社勞榮光、陳智、余斌臣、書法家李供林、和台山商會理事長雷蔭蓀(雷蔭孫)等16人到省港罷委談話。省港罷委在長堤革命紀念會二樓開歡迎會,出席者有:蘇兆徵、黃金源、曾子嚴、麥捷成、麥波揚、尹鐵士、周樹垣、周根全、潘衡石、梁子光、趙妹、李達才、潘雨溪、馮敬、楊雲光、熊振文、陸漢卿、廖祝三、黃鉅洲、劉雨泉、陳瑞楠(陳瑞南)、馮煜南、梁德禮、黎福疇、陳錦泉、張旺、招仲雅、陳植生、張果、譚雅各、黃錦濤和何耀全等32人。蘇兆徵致答詞先稱讚懇親團有愛國心,後直指不知他們來意,請他們說出來以轉告罷工代表大會,商妥辦法再行回覆。

省港罷委執委差不多全部列席,只有林偉民、李啟漢、李棠、張鍚三沒出席,林偉民應身體抱恙不出席,大罷工期間他亦極少出席公開大會或宴會。其下的各部門負責人也大部分出席。

網上資料,同德李棠和同德李堂都有,百度百科有呂棠(1897-1928) ,廣東新會江門范羅岡(今江門市城區)人,茶居工人。

盧權等的《省港大罷工史》和《林偉民》等書,的省港罷委執委都用李堂。

盧權等著:《林偉民》第157頁執委用同德李棠,第160頁幹事局副局長用同德李棠。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有林偉民、蘇兆徵、戴卓民、鄧培、劉文松、孫雲鵬、劉少奇、李啟漢、譚影竹、劉和森、曾西盛、劉公素、梁桂華、呂棠(李棠)、何耀全、李鈴、鄭繹生(鄭澤生)、孫良惠、鄧中夏、李成(李立三)、袁告成、高秀炳、劉俊才(劉子久)、鍾伯蘭、趙悟塵等25人。名單來自上海《民國日報》1925年5月23日,排序依原文,當中人名照原文列出,有問題和常用的會加上(),下文會詳加說明。名單來自上海《民國日報》1925年5月23日。

 

。

來自香港的有林偉民、蘇兆徵、戴卓民、呂棠、李鈴、鄭澤生(鄭繹生)和何耀全等7人,佔執委總數25人的三分一。

 

鄧中夏版

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名單鄧中夏另有一個版本:

林偉民、蘇兆徵、譚╳╳(未詳)(海員)、

鄧培、王荷波、劉文松(脫黨)(鐵路)、

李立三、劉少奇、朱╳╳(漢冶萍)、

鄧中夏、劉華、張佐臣、李森(即李啟漢)(上海)、

項英、許白昊、╳╳╳(武漢)、

郭亮、譚影竹(叛黨)、╳╳╳(湖南)、

劉爾崧、╳╳╳、╳╳╳(廣東)、

何耀全(消極)、關╳╳、鄭╳╳(香港),共25人。

每組代表3人,上海的有4人。

鄧中夏版補缺:

林偉民、蘇兆徵、譚華澤、鄧培、王荷波、劉文松、

李立三、劉少奇、朱少蓮、

鄧中夏、劉華、張佐臣、李漢啟、

項英、許白昊、╳╳╳、

郭亮、譚影竹、╳╳╳(湖南)、

劉爾崧、╳╳╳、╳╳╳(廣東)、

何耀全、關╳╳、鄭澤生。其餘 ╳╳╳不知是誰。

鄧中夏版與上海《民國日報》比較多了譚華澤、王荷波、劉少奇、朱少連、劉華、張佐臣、項英、許白昊、╳╳╳(武漢)、郭亮、╳╳╳(湖南)、劉爾崧、╳╳╳、╳╳╳(廣東)、何耀全、關╳╳、鄭澤生等,

選出委員長為林偉民,副委員長為劉少奇和鐵路總工會劉文松,鄧中夏為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李啟漢為組織部長,孫雲鵬為經濟部長,總會設在廣州,上海設辦事處。

盧權等的《林偉民》的名單如下:

執委有林偉民、蘇兆徵、戴卓民、鄧培、鄧中夏、劉少奇、李森、譚影竹、劉和森、曾西盛、劉公素、梁桂華、呂棠、何耀全、李鈴、鄭澤生、孫良惠、李成(李立三)、袁告成、高秀炳、劉俊才(即劉子久)、鍾伯蘭、趙悟塵、孫雲鵬等25人。說有25人列出的只有24人,與上海《民國日報》比較,少了劉文松。多了廣東的劉和森、曾西盛、劉公素、梁桂華、戴卓民、孫良惠,没有劉爾崧

 

總結

無法肯定是李棠還是呂棠。

1926年9月,廣西梧州搬運工人響應省港大罷工,有李棠、凌二妹、吳循3人拒絶搬運資物,被國民革命軍槍決。這位李棠又名李才,没資料證實是同德的李棠,而兩人同是搬運工人。

(完)

 

龍少爺

17.05.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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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12日 星期三

棉總史


 棉總軼事2026


海外好友轉給我一批棉總的照片,現和大家分享。


梁兄您好。我網友冼老師(冼文騌)同意分享他昨晚的貼文:

「今晚見證一個工會的结束。

1954年創會的棉紡系職工會,在五,六十年代,據說曾有十多萬會員,而當時香港人口也不過是三百萬。

結束的一夜,尚餘七十多人。而真正棉紡職工,只有三十多人,其餘40人,都是會員的第二代。

先父是創會會員,他過身後,都是由我代表出席棉總的活動。

(完)




棉總史


香港棉系產業職工總會(Cotton Industry Workers' General Union, Hong Kong)是親國民黨工會,約於1952-1953年籌組,1954年成立「港九棉紗織印染業總會」,於1961年更改名香港棉系產業職工總會,在爭取三八制上出力很大。登記編號329。創會會長華民,1957年彭震海出任第二任會長。2023年4月,職工記局接受註銷登記。香港檔案處有專檔。

彭震海是立法局勞工界議員,國民黨員,港九工團聯合總會會長。

(完)


龍少爺

11.0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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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29日 星期三

大本營宣傳委員會


大本營宣傳委員會



1.張同新著:《中國國民黨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上下冊,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2.孫中山著,黃彥編注:《建國方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

3.黃彥主編:《孫文選集》上中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6),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一至十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二版),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

5.孫中山著:《三民主義》(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6.陳夏紅選編、楊天石審訂:《孫中山答記者問》(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2),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7.王德昭著:《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8.張軍民著:《對接與衝突──三民主義在孫中山身後的流變》(天津:天津古藉出版社,2005),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9.賀淵著:《三民主義與中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10.唐寶林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前言

1923年1月2日國父孫中山在上海國民黨改進(初期是用改進一詞不是改組)大會上說,俄革命成功由於宣傳得力,革命成功建立政權後宣傳也重要,宣傳威力比軍隊強。[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7頁。]

孫中山指國民黨改組所用的救國方法,「是要注重宣傳,要對國人做普遍的宣傳,最要的是演明主義。」[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184頁。]


成立

當時廣東最高權力機構是「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大本營條例》全文參閱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2-63頁。黃彥編:《孫文選集》下冊(廣州:廣東人民, 2006),第137-139頁。](簡稱大本營),設有宣傳委員會,委員長為中共總書記陳獨秀(1879-1942),委員有中共廣東支部負責人譚平山(1886-1956)、國民黨工運主腦馬超俊(1886-1977)、同盟會時參與宣傳工作的鄧慕韓(1881-1953)等。[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433頁。莫世祥著:《護法運動史》(香港:中華,2025增訂版),第433頁。]

歷史學教授莫世祥(1952-?)指原先大本營組織草案沒有設立宣傳處等機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荷蘭文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1883-1942)建議孫中山要重視宣傳工作後,才有宣傳處的設立,與參軍處和度支處直轄大元帥領導,在軍隊中宣傳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 莫世祥著:《護法運動史》,第275-276頁。]但龍少翻看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的《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的1922年1月16日《公布大本營條例令》,已列有宣傳處,第十三條指明工作是「秉承大元帥意旨,宣傳三民主義及建國方略於軍隊、人民。」[ 全文參閱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62-64頁。]表面看來大本營設立時已有宣處,但莫世祥所引資料我找不到來查閱,未能釐清這一事實。

4月10日,任命陳獨秀為大元帥府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長,委員有譚平山和馬超俊等,工作人員有馮菊坡(1899-1954)、阮嘯仙(1897-1935)和周其鑒(1893-1928)等,負責大本營宣傳和教育工作。[ 陳登貴等著:《譚平山傳》(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7),第49頁。]

7月14日,孫中山委任黃埔軍官陳季博(1888-1953)、梁明致(?)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29頁。]7月14日,派陳正繩(?)、羅玉田(?)為隨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9頁。]7月16日,增派浦名元(?)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9頁。]8月2日,再增派軍校教官張國元(1888-1952)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76頁。]12月1日,又再增派姚禔昌(?)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9頁。]

7月時,國黨中央宣傳部長是傳媒人葉楚傖(1887-1946)。[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20頁。]9月孫中山委任董方域(?)、傳媒人慧僧(鮑慶香、鮑佛田1891-1939)、外交員陳柏年(?)為國民黨本部宣傳部宣傳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05-206頁。]譚平山又被委任為國民黨廣東工界宣傳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72頁。]

這時廣州政權財困嚴重,鄧慕韓為廣東宣傳局局長,1923年開辦後只領取三百元經費,計劃自行籌款,11月暫停發薪,只領60元公費錄事薪金25元,雜役留1人,如此每月只要97元以渡困境。[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69-370頁。]1923年12月1日,鄧慕韓被去廣東宣傳局局長職。[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64頁。]

1923年12月4日,孫中山裁撤大本營黨務處、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廣東宣傳局。[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85頁。]大本營宣傳委員會裁撤翌日,委雷大同(?)為大本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87頁。]委員會已不在,委員到那裏報到。


結束

1923年12月17日,孫中山命陳獨秀結束大本營宣傳委員會,進行移交工作。陳獨秀表示遵照辦理,[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25頁。]為何要結束,沒有資料。

1924年1月,孫中山以大元帥身份給卸任宣傳委員長的陳獨秀訓令,指他已呈交的開辦費有問題,很多單據未貼印花稅票,有領薪者未蓋印且金額不符,房租八百元出問題,命其跟進釐清問題。[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4頁。]

印花稅英文Stamp duty,故澳門華人俗稱貼士擔,是對契約、憑證、書據、帳簿及權利許可證等文件徵收的稅種。納稅人透過在文件上加貼印花稅票,或者蓋章來履行納稅義務。美國獨立革命的導火線之一就是印花稅範圍擴大至民生上。

文件中有領薪者未蓋印一句,看來當時簽名確認文件不盛行,要蓋印。

1924年6月17日,免參議員劉成禺(1876-1953)大本營宣傳委員會職,改為出任大本營參議。參議每月公費三百元。[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305-306頁。]

1924年9月8日,免李伯愷(?)大本營秘書職,[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8頁。]改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9頁。]

1924年9月5日,任命外交代表馬素(1883-1930)為秘書,專理對外宣傳事宜,月薪五百元。[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19頁。]1924年理論家戴季陶(1891-1949)任大元帥府參議月薪有300元,滇軍人鄒若衡(?)任大元帥諮議不支月薪。[ 中國社科院中華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卷,第132頁。]

國民黨一大,戴季陶雖反對容共,但沒有在會上有活動,且被孫中山指定是宣傳問題9名成員之。[ 范小方等著:《戴季陶一生》,第124頁。]

大本營是軍政組織,大元帥是孫中山,參謀長是浙江人蔣介石(1887-1975),未到職由先後由雲南軍人張開儒(1869-1935)和江西軍人李烈鈞(1882-1946)出任,軍政部長湖南軍人程潛(1882-1968),外交部長廣東人伍朝樞(1887-1934),內政部長湖南書法家譚延闓(1880-1930),財政部長廣東人廖仲愷(1877-1925),建設部長南洋華僑鄧澤如(1869-1934),法制局長廣東人古應芬(1873-1931),金庫長廣東人林雲陔(1883-1948),廣東人謝良牧(1883-1931)為粵政務廳長,香港人楊西岩(1868-1929)為粵財政廳長。後金庫歸入財政部。[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156-159、209頁。曾慶榴著:《廣州國民政府》(穗:廣東人民,1996),第14-17頁。]

簡單來看以上人全是南方人,以廣東人為多,次為湖南人。

1924年6月20日,戴季陶請辭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職,汪精衛(1883-1944)任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程舒偉等著:《汪精衛》(北京:團結,2011),第60、224頁。]1924年2月21,汪精衛出任廣東教育會會長。[ 程舒偉等著:《汪精衛》,第59頁。]1924年2月10日,汪精衛偕胡漢民(1879-1936)離廣州去上海,6月11日由上海回抵廣州。[ 程舒偉等著:《汪精衛》,第59頁。]


總結

唐寶林的《陳獨秀全傳》沒有記述陳獨秀主持宣傳委員會的工作。[ 參閱唐寶林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2011)。]

陳獨秀把《廣東群報》作為廣東支部的機關刊物,又成立宣講員(宣傳員)養成所,培養有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者。

宣講員養成所要三十萬元經費,[ 陳定炎等著:《一宗史實大翻案》(港:BERLIND INVESTMENT ,1997)第234-235頁。]1925年時國民黨補助宣講員養成所每月二千元。[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四)(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港:開源,2021),第130頁。]宣講所教材內容有社會科學、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等。[ 田彤著:《生產關係、社會結構與階級》(桂林:廣西師範,2023),第70頁。]地址在高等街素波巷,所長陳公博教導主任譚植棠。[ 陳登貴等著:《譚平山傳》(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7),第35頁。]

每期學生有五六十人,學員有後成工運領袖的孫律西(?)和農運領袖的黃學增(1900-1929)、工團軍長施卜(?)和工運幹部李耀先(1904-1928)等百餘人,也得到陳炯明(1878-1933)政府資助經費,1922年結束。教育委員會成立「注音字母教導團」,培訓黨員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員百餘人,1922年結束。[ 粵黨史會等編:《「一大」前後的廣東黨組織》,第113、115、148-149、192-194頁。穗工運史會編:《廣州工人運動簡史》第一卷,第56頁。陳登貴等著:《譚平山傳》(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7),第35頁。]

抄寫本文參考了網上資料。

(完)


龍少爺

29.07.2026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2026年7月23日 星期四

港英行賄孫中山?

 



港英行賄孫中山?


前言

有學者指港督司徒拔(史塔士,英文Reginald Edward Stubbs,1876-1947)反省1922年海員大罷工說,指它對香港運輸有很大衝擊,建議在中國的陸路基建上進行改善,把中國境內的粵漢和京漢路連接起來,再連上直通廣九路,貨物就能從北京越過廣州直達香港出口,減弱廣州港口對香港的競爭力。司徒拔甚至說此建議得國父孫中山(1866-1925)同意。一位英國官員在中國的鐵路建設上指手劃腳,且要造就英國利益不惜損害廣州利益,可見帝國主義的覇道。

另有一說法英國駐北京領使批准港英在有必要時,可向孫中山行賄(貸款)。[ 鄭宏泰等編:《九廣鐵路》(香港:中華,2026),第065-0677頁。]龍少沒有看過原文,不知「行賄」是不是原文用詞,但學者行文在行賄加上(貸款),應是原文用詞。英領使在報告上使用此詞,可謂目空一切,甚至可能是慣用手法,可見帝國主義無惡不作。早年香港貪腐不只是華人的陋習,英人也如此,英人在印度的行敗不少。按網上資料,當時英國駐北京領使是麻克類(英文James William Ronald Macleay,1870-1943)。

龍少搞省港大罷徑時,起步前曾說,省港大罷工是失敗的,因工人一無所得下復工,一位年青少女即回應說,省港大罷工令港英損失了巨額金錢,是勝利的。我就是要這種,各自思考分析,據理各抒己見的情況。


行賄

這一則檔案表面已見藏有很多不同訊息,且看我逐一闡述,大家也可以談一下自己的見解。

任何港督都應把英國利益擺在首位,這是英國出任僱員的必要條件,司徒拔卻被同僚英國駐廣州領使傑彌遜(傑美遜、詹米生,James Willam Jamieson,1867-1946)指目光囿於香港一地,在處理海員罷工時過於強硬激化了矛盾,使本來很簡單的一宗經濟事件轉化為一場政治衝突,使國民黨有機可乘。認為應當利用廣東省長陳炯明(1878-1933)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支持陳炯明並通過他的影響來平息罷工,[ 余繩武等主編:《二十世紀的香港》,第86頁。]即是對陳炯明和孫中山挑撥離間。

海員罷工後,司徒拔一口咬定是「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是幕後黑手,廣州政府已完全處於這有布爾什維克主義性質的組織的控制下。」[ 莫世祥著:《中山革命在香港》(香港:三聯,2011),第344頁。]事實這罷工是香港海員工會發動的,與任何政黨無關。

絶大多數人錯指司徒拔是鷹派,只會以強硬手法處事。事實他是處理政治矛盾高手,常軟硬兼施。他曾渴望有人暗殺孫中山,[ 張俊義著:《二十年代初期的香港與廣東政局》,載余繩武等主編:《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1995),第74-75頁。]但是另一面却對孫中山施展懷柔政策。1920年11月孫中山由上海回廣州途經香港,司徒拔以基於維護香港管治需要,改善港粵兩地關係,允許孫中山在香港登岸,轉乘當日的廣九路專車上廣州。[ 莫世祥著:《中山革命在香港》,第329-330頁。]孫中山在香港受教育,但英帝國主義行為可惡路人皆知,故他對英有敵意。孫中山要求在香港登岸,有其政治和經濟目的,司徒拔應是知道的,仍開方便大門,同意讓他上岸進行這些活動。

1921年年香港華商總會主席劉伯鑄(1867-1922)專程到廣州與陳炯明會談,商討如何支助他反孫中山,是得到司徒拔授意的,司徒拔此舉明顯是干涉他國內政。到了5月港英不准香港市民慶祝孫中山就任大總統,可見司徒拔的兩面手段。終其一生處理社會問題多主張以武力解決,[ 黃兆輝著:《港產紳士》(香港:超媒體,2014),第97-102頁。]但亦有懷柔一面。

司徒拔從海員大罷工中體會香港繁榮與廣州關係密切,如果省港敵對,香港貿易會陷於停頓。為了香港利益,港英必須與廣州當局保持良好關係。1923年孫中山經香港返廣州時,獲司徒拔在官邸設私人午宴招待,以示友好。這是陳炯明等得不到的待遇。這時孫是國民黨最高領袖,曾是全國性的大總統,有一定合法權力,或許這是陳炯明無法鬥嬴孫中山的原因之一。

據此龍少胡思亂想,港英無法對孫中山行賄,陳炯明接受港商金錢支助,是甘願接受犯法勾當──受賄。

行賄在全球是刑事的非法行為,英國官員在海外做了這事後無需在國會交待,以取得民意同意,是說一套做一套。因英國一直由資產階級把持政權,很多有利資本家的非行為,都可以以英國名義施行,鴉片戰爭是商人提出出兵的,國會過後施行,為了不合法的販毒權,出兵攻擊禁毒國家。


總結

把貸款稱為行賄,視孫中山為唯利是圖的政客,這不只是帝國主義的輕視華人的行徑,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庭(俄文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1951)稱援助物資是飼料──稻草,即是暗指接受援助者是畜生,這是歐人自視高人一等說話常見的侮辱性用詞。在歐洲爭人的平等,在海外卻不平等對待其他種族的人。

從以上資料可見帝國主義無所不為,阻我利益者不惜行賄或謀殺,如今美國越境女綁走委內瑞拉馬杜羅(西班牙文Nicolás Maduro Moros,1962-?),視國際法為無物。指馬杜羅販毒,卻不見他們指責鴉片戰爭販毒的錯誤,卻詭辯這戰爭是爭取貿易自由。

(完)


龍少爺

23.07.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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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8日 星期六

收編土匪問題


 


收編土匪問題


1.鄭德華著:《土客大械鬥──廣東土客事件研究1856-1867》(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

2.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十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81-82頁。

3. 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編:《井岡山鬥爭時期文獻導讀》(北京:黨建讀物,2015),第132-133頁。

4.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北京:中國發展,2014修訂版),第363-374頁。

5.毛澤東著:〈井崗山的鬥爭〉,載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1991第二版),第74-75頁。

6.[日]倉本知明著,黃耀進譯:《福爾摩沙南方奇譯──南台灣的歷史、神話與邊緣者物語》(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6)。


二戰前香港一直受嚴重海盗為患,南丫島人劉香(?-1635)聚眾數千人,葡人入侵屯門,九廣火車在華段遇劫。[ 參閱蕭國健著:《無妄之災》(香港:三聯,2025),第092-163頁,有說劉香是福建人,有待釐清。網上資料。]1912年8月21日海盜60餘人夜襲長洲警署搶去槍彈,劫掠附近店舖,殺3名印度警察。海盜出於誤會互相射擊,死數人。[ 蕭國健著:《無妄之災》,第159頁。網上資料。]大罷工期間,1925年3月2日60名全副武裝海盜劫大澳,掠奪35間房屋及商店,洗劫約值二萬八千元的財物。[ 蕭國健著:《無妄之災》,第160頁。網上資料。]

辛亥革命能成功幫會和士匪都有功勞,在廣西響應的都督陸榮廷(1859-1928)曾是土匪。革命成功後,幫會和士匪恃勢擾亂社會,主政廣東的陳炯明(1878-1933)和雲南蔡鍔 (1882-1916)都以軍力鎮壓,保境安民。

1924年1月19日國民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國父孫中山提出《感化並收容游民土匪提案》,指農民失業飢寒所迫才去劫掠,或入伍當兵以求存,因而國民黨要感化並收容游民土匪等,提案獲得通過。[ 全文見參閱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167-168頁。]

《感化並收容游民土匪提案》通過後問題即出現,滇軍總司令楊希閔(1886-1967)轄下的第七路司令賴天球(?),收編土匪鄧跳山(?),但他匪性難馴仍繼續搶掠,孫中山下令予以淘汱,如有犯法行為嚴辦不貸。[ 全文見參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71-174頁。]

到了4月17日,孫中山改變策略,以大元帥令嚴禁轄下軍隊收編土匪,指土匪在軍隊內匪性難馴,會影響軍譽,令人民遭殃,故不能再收編他們,已編者繳械遣散,要重整軍紀。[ 全文見參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167-168頁。]中國長期有一情況,匪即是兵,兵即是匪,民謠說:「賊過如梳,兵過如篦,官過如剃」。可見兵禍比賊禍更大,而官更甚。

1924年6月4日再申禁收編土匪,以免為禍民間,查出要解散。未成軍者設立教練大隊在市效訓練,以培植基礎。[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卷,第249頁。]

1929年紅四軍黨部《告綠林兄弟書》說:「共產黨和紅軍並不以為你們可惡,土匪這個名字不過是土豪劣紳給你們起的罪名。」認為他們只有一條出路,就是與紅軍合作,接受中共的指揮,為窮人和全球人謀幸福。接受土匪加入紅軍,參與土地革命,要求他們不要擾害工農及貧苦人民。[ 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編:《井岡山鬥爭時期文獻導讀》(北京:黨建讀物,2015),第132-133頁。]

1929年紅四軍有袁王問題,4-5月紅四軍參謀長袁文才(1898-1930)等看了中共六大文件,有殺土匪領袖的內容,因自己正是土匪領袖,就害怕起來私自離隊回家。[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北京:中國發展,2014修訂版),第363-374頁。]

袁文才回到寧岡與紅軍獨立第一團團長王佐(1898-1930)見了面,又與中共寧岡縣委接觸,接受了處分,仍被委任為寧岡赤衛隊大隊長,領軍打跨寧岡靖衛團,擊斃縣長。[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第364-374頁。]

一事未完一事又起,袁文才不是寧岡土著,是客籍革命領袖,寧岡土客矛盾嚴重,袁文才捲入其中,後發展為永新縣委及湘贛邊界特委之間的摩擦與紛爭,且問題日漸嚴重。[ 梅黎明主編:,第364-365頁。]

1927年初,主席在湖南進行了一個月考察,於3月寫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指由夏朝至民國都未能肅清盜匪,但湖南農民協會勢力大的時候,他們連一個影子也沒有,甚至小偷也消失了,因農民協會人多勢眾且有武器,土匪無法藏身。加上會黨份子加入了農民協會,可「公開地合法地逞英雄,」秘密組織沒有存在必要,加上很多「不逞之徒」去了參軍,紳富同情農民協會,土匪因而絶跡,賭和毒也沒有。[ 毛澤東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1991),第38-39頁。]

早在1927年10月秋收起義部隊來到寧岡,毛澤東就察覺有土客之爭問題,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談及土客問題。

及後有宛希先(1906-1930)問題,這時永新縣委內哄,指宛希先殺死永新縣委負責人,向宛希先興師問罪,殺死他,袁文才因而大駡永新縣委,雙方結怨,袁文才被指個人主義濃厚,不相信群眾。加深土客矛盾,毛澤東是中共中央派來的。湘贛邊界特委指袁才文和王佐是土匪。[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北京:中國發展,2014修訂版),第365-366頁。]

1928年六大通過《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案》,第十個問題是「對土匪問題」。[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第366-367頁。]

依六大精神,1930年1月遂川于田聯席會議上,決定以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把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第368-369頁。]

毛澤東於1928年的《井崗山的鬥爭》報告中,指袁文才和王佐是地方武裝。[ 毛澤東著:〈井崗山的鬥爭〉,載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1991第二版),第58頁。]

1930年2月,有人以毛澤東之名騙袁王到永新城內,同時要求彭德懷(1898-1974)紅五軍調四縱隊入城,槍殺了袁王二人,[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第368-372頁。]歷史結論錯殺了。[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第370-374頁。]

毛澤東於1928年的《井崗山的鬥爭》報告中,指紅軍成份是工人、農民、一部份是遊民無產者。但加入紅軍即質變,認為是為人民打仗,因廢除了僱傭制,沒有正規薪餉制,只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零用錢,官和兵不論土客都分地。政治教育下紅軍士兵有了政治覺醒,知道是為階級作戰。進行支部建在連上,成立士兵委員會。[ 毛澤東著:〈井崗山的鬥爭〉,第63-64頁。]

同文中指中共宣傳下,轄區內縣、區、鄉各級民眾政權普遍地組織了,有些組織一哄而散,沒有討論問題以訓練群眾。一番努力後群眾知道工農政府是指委員會,尚不代表大會的權力,委員會的權力來自代表大會。政府工作,群眾不習慣民主集中制。[ 毛澤東著:〈井崗山的鬥爭〉,第71-73頁。]

同文中談了土客問題,要加強黨內教育,使兩批人團結一致。[ 毛澤東著:〈井崗山的鬥爭〉,載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1991第二版),第74-75頁。]

表面看來,三民主義不能馴服土匪,共產主義卻能。十大元帥賀龍(1896-1969)曾是土匪。

台日治時期,所有反抗殖民統治者都被指是「土匪」,日本投降後他們都成民族英雄。日政府也有招安「土匪」。[ 倉本知明著:《福爾摩沙南方奇譯》(台北:遠足,2026),第294-303、329-334頁。]

(完)


龍少爺

19.0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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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2日 星期日

第一次中日大戰


 

第一次中日大戰


元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部份,因而元軍侵略日本也可稱為中國軍隊侵略日本。

1274年忽必烈第一次出兵侵日,派出2萬3千軍隊,內有蒙漢軍1萬5千人,高麗軍8,000人,船900艘,高麗船工6,700人。高麗順道掃蕩倭寇,元麗聯軍總共有戰船900艘,初戰登陸以火炮和戰術大敗日軍,遭颶風損失損失1萬3千人。倭寇則乘機掠劫高麗至中國沿岸地區。1279人南宋滅亡,1281年元第二次出兵侵日,兵力更龐大,元麗聯軍總共有戰船4,400艘,兵力15萬餘人,內有高麗軍1萬人,水手1萬5千人。初戰雖順利但稍後再遭時速達120公里颶風吹襲,損失8萬餘人,淹没200多艘戰艦,連夜撤回國,損失近半元軍。時日本為鎌倉幕府時期,第一次侵日高麗耗費糧食7.07萬多石,令國民帶來沉重負擔。一說元第二次侵日生還者只得3人,一說東路軍有2.7萬人,只有4,000人回國,江南軍有10萬人,損失5萬人,3萬人被俘,日方則說只有數千人被俘。[ 王忠和著:《中日大決戰》(香港:中華,20183),第38-45頁。趙愷著:《東海博奕》(北京:團結,2016),第39-44頁。孫昊著:《日本武士史》(西安:陝西人民,2011),第114-129頁。蘿拉•李著:《天氣改變了歷史》(台北:究竟,2007),第044-048頁。]

元侵日戰爭中使用了大炮,日本武士嚇得心驚膽戰,迅速敗陣。此戰日學會了兵團作戰,不再是每一個作戰單位單獨作戰。[ 王忠和著:《中日大決戰》(香港:中華,20183),第38-45頁。趙愷著:《東海博奕》(北京:團結,2016),第36-37頁。]大風打沉大量船舶原因之一,可能是高麗人在高壓下不情願為元造船,所以船舶質素較低所致。[ 趙愷著:《東海博奕》(北京:團結,2016),第36-37頁。 楊益等著:《一本書讀懂韓國史》(台北:海鴿,2017),第167頁。魏澤福著:《成吉思汗》(台北:時報,2018第二版),第255頁。]十六世紀日侵朝,高麗人造出高質的龜甲船大敗日海軍,可證此言有一定道理。另一方面高麗不少水手在船,若船出事會陪葬,值得如此做嗎!

二戰日有神風特攻隊指此「吹」摧毁元軍的颶風,義大利人認為倭寇是日人對中朝曾協助蒙古人侵日的報仇。亦有學者有相同的論調。[ 弗拉基米爾著:《甲午戰爭》(北京:商務,2018),第11頁。呂正理著:《另眼看歷史》(台北:遠流,2016),第307頁。]英擊敗西無敵艦隊也與風有關。

鎌倉抗元軍費支出浩大,令財政短缺,無錢賞犒有功軍人,加上執政的北條高昏庸無能,只會享樂,致令了武士離心,御家人制度瓦解,[ 王忠和著:《中日大決戰》(香港:中華,20183),第38頁。]鎌倉逐於1334年滅亡,南北對戰結束,九洲許多飢民和流民淪為倭寇。

有學者指從1281年戰爭雙方誇大了人數,元麗聯軍沒有十餘萬人,只有不足萬餘人,抗擊的日軍只有二三千人,所謂神風事件,部份當時人的記載沒有提及颶風出現。從元沉船中所見二次侵日聯軍軍用平底船,不適合在海上航行,這應是戰敗主因之。[ 李怡文著:《信仰與利益之網》(香港:商務,2025)午戰爭》(北京:商務,2018),第135-136頁。]

(完)


龍少爺

12.07.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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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3日 星期五

《福爾摩沙南方奇譚》筆記


 《福爾摩沙南方奇譚》筆記



[日]倉本知明著,黃耀進譯:《福爾摩沙南方奇譯──南台灣的歷史、神話與邊緣者物語》(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6)。


香港很多高尚屋苑原是墓地,台灣南部高雄哨頭山有一條「登山街六十巷」好特別,是生與死的交錯的地方。這地原是歐人的墓園,故現今街道上仍留有上百年的墓碑,與居民共同生活,沒有人去破壞它,也沒有人特意去保護它。有墓碑成瓦斯(煤氣)管的支柱,有墓碑成盆栽底座。民居屋頂上的台灣獼猴窺視行人,有如冥界導賞員(領航員)。[ 倉本知明著:《福爾摩沙南方奇譚》(台北:遠足,2026),第142-145頁。]

日作家倉本知明(1984-?)在《福爾摩沙南方奇譚》一書中指出,台灣路邊有很多祭祀無主孤魂(好兄弟)的陰廟,台人認為城市人有太多無法交代的事,故以此來對不幸者表示歉疚。作者有感而說:「我們的生命,正建立在對逝者的一再辯白之上。」[ 倉本知明著:《福爾摩沙南方奇譚》(台北:遠足,2026),第027-029-17頁。]

香港馬路旁有很多南無阿彌陀佛石碑,港九新界各地有供奉城隍的廟宇,和土地來祭祀無主孤魂,佛教有無緣佛和水陸法會,天主教有追思和代禱,民間活動有盂蘭勝會祭好兄弟。日本街頭或墓地常見地藏王菩薩像。

台南屏東墾丁萬應公祠有一位女神「八寶公主」,原是荷蘭公主,神像表情有如觀音菩薩,戴著數條首飾,供品有紅酒和荷蘭木屐。背後的肖像如白人女性,通靈時說英語。[ 倉本知明著:《福爾摩沙南方奇譚》,第174-181頁。]故又稱八寶公主廟。龍少小學至中學都在天主教學校讀書,感恩。在澳門讀初小學時,我們一眾無知笨小孩,常說校內聖母像似觀音。

廣州黃埔有南海神廟,俗稱波羅廟,廟內有神像是來自古波羅國(今印度)的使者「達奚司空」,他因為膚色黝黑且雙眼深邃,民間常俗稱其為「黑臉番鬼」或「波羅神」。

(完)


龍少爺

30.06.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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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27日 星期六

工團軍與南洋煙草公司


 

工團軍與南洋煙草公司


查看廣東鹽工鬥爭資料,於1924年11月的《華字日報》看到一則南洋煙草公司新聞,我也正在研究海員領袖林偉民與南洋煙草公司的資料,即細看這新聞內容。指孫中山離廣州北上後,連日工團軍和廣東工人代表會成員,手執糾察隊大旗沿街檢查大小店舖,見有出售南洋煙草公司香煙的,工團軍即沒收,並不准以後再出售。

工團軍於1924年8月24日成立,團長為碾穀工會施卜,副團長為廣三路劉公素和胡超,以行業為單位組編隊伍,隊員三百餘人,配有長短槍。團部在東皋大道一座大樓房內,接受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蔣介石同意抽調二百餘名工人骨幹組成基本隊伍,並發給廿多枝槍。[ 何錦洲著:〈劉爾嵩〉,載《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第二集(北京:工人,1984),第402頁。高愛娣編著:《中國工人運動史》(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2008),第103-104頁。廣州工運史會編:《廣州工人運動簡史》第一卷,第109-110頁。]施卜是中共黨員。

另有資料,是8月26日立,成員有機器工人維持會,宣告「以保護勞工之革命政府下之法律為範疇」。[ 劉明逵等編:《中國工人運動史》第三卷(廣州:廣東人民,1998),第32頁。]有待核實。

孫中山於9月20日調工團軍和農民軍去韶關訓練,準備編入北伐軍內。[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85頁。]9月21日廣州農工軍到韶關。[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90頁。]

這時孫中山與廣東商人有嚴重糾紛,英國軍艦駛入珠江,炮口對準監視西關的永豐和廣貞等軍艦。同一天工團軍和農民自衛隊八百餘人到大元帥府請願,要求討伐商團。

孫中山的大軍陸續從東江前線調回廣州,應付商團政變,工農軍也調回廣州。[ 廣州工運史會編:《廣州工人運動簡史》第一卷,第118頁。]有論者指工團軍參與攻西關的戰鬥。

上海五卅罷工時,有人提出由廣東政府派工團軍來上海收回租界。[ 工部局警務處編:《警務日報》1925年6月3日,載上海檔案館編:《五卅運動》第二輯(上海:上海人民,1991),第37-38頁。121頁。]

南洋煙草是香港註冊的公司,在上海有工廠,多數人視它為愛國企業,曾捐款給孫中心山搞反清革命,歷次愛國運動都有捐款,今次被工團軍禁止商店出售其產品,不知原因何在,正跟進中。

(完)


龍少爺

28.06.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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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19日 星期五

資本主義是甚麼?


 

資本主義是甚麼?


有論者指胡漢民是真正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理想,從他一生來看可以這樣說,但辛亥革命時他宣傳社會主義和唯物論,1930年寫自傳時也流露出唯物主義思維,可見他學習馬克思主義之深。辛亥革命主將廖仲愷和孫中山都是社會主義者,章太炎和蔡元培是無政府主義者,因而我不會把辛亥革命視為資產階級革命。無政府主義者說先搞資本主義革命,成功後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民國成立初年,中國社會黨和工黨成立,孫中山四出講社會主義,因他認為自己的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現今全球歷史證明,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不一定要經資本主義革命,俄十月革命在資本主義未完全成熟下建立共產黨政權,1920年代大革命時,共產國際死抱這教條誤了中國革命,幸中國革命者創出中國式革命道路,才能建立新中國。

再者這場革命參加者以農民為主,提出平均地權,廢除君主建立共和國。平均地權不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主張廢君主建共和不一定是資產者訴求。

何謂資本主義學者至今都沒有共同定義,各說各的,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領軍人佛利民(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認為:「資本主義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 弗里德曼著:《資本主義與自由》(北京:商務,1986),第13頁。]整個民國時期有多少政治自由,依此來推論,辛亥革命不是把中國建立成資本主義國家,因而1920年代的大革命仍高呼反封建,因而我自創名詞,稱這時期為「封建資本主義社會」。

佛利民所說即是没自由的不是資本主義,於是龍少扮學者大膽提出,「爭取私有制才是資本主義」,很多論者談資本主義會加上施行民主和共和制。簡單的說,社會主義者也提出建立共和制建設民主社會,新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單以民主和共和來分野,這不能分別誰是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反而用公有制和私有制就能簡單分別,資本主義強調私有制,社會主義行公有制。

日本明治維新全面資本主義改革,主導者是明治天皇及封建藩主,改革後的日本不是共和制,是君主立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是行君主立憲,不是共和制,資本主義與共和制無直接關係。

民主和共和不是與資本主義直接有關,香港是有自由無民主的地方,歐洲多個君主立憲國家都有民主選舉,全球多位獨裁者是民主選舉上台的,其政權以共和為名,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社會演進次序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是西方人的思維硬套入全世界的空話。

以中國五千年歷史為例,夏朝是原始部落社會尾期,周至清是封建帝王社會,中國没有經歷奴隸社會,周有奴隸一度被指是奴隸社會,至今沒有定論。中國邊區西藏和雲南有養奴隷,但不是奴隸社會,美國人養奴隷時是資本主義社會,美國獨立前不是封建社會,是初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國的封建社會與歐洲的完全不同,如硬套西方理論應稱為中國式封建社會,以免誤以為是歐式封社會。歐洲的資本家多由貴族演變而成,中國不是,多是大地主和買辦及官僚。簡單來看,歐洲貴族政治權較大,坐擁大莊園廣闊田地,中國的則相反。

中國於專制封建社會時已有大資本家,有論者指明朝時已見資本主義萌芽,為何不能成長。清末的洋務運動工商業興起,更多的是建立國營企業,以軍工企業為先導,但沒有走向國家主義或軍國主義。直至民初中國投資者仍以官僚資本為主,尚未是商人資本主義社會。

歷史書充滿空洞用詞,如「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兩個名詞,人人都知是甚麼,要實實在在說明其含義,大部份人都啞口無言。有論者指工人在自在階級時是工人,到了自為階級時有自己的政治訴求,為自己階級奮鬥,才是工人階級。據此推論,資產階級未為自己提出政治訴求只是資本家,不是資產階級。因此辛亥革命時,資本家未能提出自己專有的階級訴求──保障私有制,不算是資產階級革命,是農民反封建革命,要求共和政體的群眾社會運動。

也有論者指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盧權等著:《林偉民》(廣州:廣東,2021),第023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政權」。[ 盧權等著:《林偉民》(廣州:廣東,2021),第025頁。]即民族革命提出共和制要求。

(完)


龍少爺

17.0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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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18日 星期四

工人階級的力量──省港大罷工


 


工人階級的力量──省港大罷工 


百年前的今天6月19日的囂鬧的晚上,省港大罷工爆發,海員率先採取行動;接著是洋務、電車、碼頭搬運、海陸理貨、起落貨、煤炭、郵務、清潔、醫務、清糞、木匠、打石、牛羊業、鮮魚、果菜、汽車、煤氣、旅業、油業、洗衣、牛奶、皮革、洋服、搭棚、電器、餅乾和戲院等工人以及各行業工人相繼行動,最後是機器和船塢工人亦相率罷工,前後約15日,罷工人數約廿五萬人,工人紛紛乘火車、輪船由前山、江門、三水河口分道回廣州。[ 鄧中夏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613頁。盧權等著:《省港大罷工史》,第109-110頁。]

海員工會下達罷工令後,外地輪船抵港後海員立即上岸罷工,各港口輸船泊岸後香港海員即離船罷工,行走港澳的太古輸船「瑞安號」和「瑞泰號」海員上岸罷工。[ 羅旭龥著:〈第一號文件〉,載粵政協學習和文史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卷,第588頁。盧權等著:《省港大罷工史》(穗:廣東人民,1997),第109頁,引《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6月23日(穗)。]華資的「泉州號」和「永安號」則繼續行駛,接載罷工工人離港,直至21日也停航罷工,船上海員於22日抵達廣州。[ 盧權等著:《省港大罷工史》(穗:廣東人民,1997),第109頁,引《民國日報》1925年6月23日(穗)。]

龍少、莫世祥和鄧中夏等大多數指電車於19晚罷工,而電車罷工工人徐楚南(?)[ 徐楚南著:〈省港大罷工中的電車工友〉,載粵政協學習和文史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卷,第199-200頁。]和電車工會領袖白潔之(?-1985)[ 白潔之著:〈回憶省港大罷工〉,載粵政協學習和文史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卷,第131-136頁。]等回憶是20日早上開始,盧權的記述是19日晚電車工會負責人何耀全(1897-1927)和白潔之等積極分子商議後,當即決定罷工,並分頭通知有關方面,一致行動。[ 盧權等著:《省港大罷工史》,第110頁。]親英的羅旭龥(英文Robert Hormus Kotewall,1880-1949)的文件指電車是20日罷工的。[ 羅旭龥著:〈第一號文件〉,第588頁。]作家余非(?)的《競進存愛 電車情懷──香港電車職工會百年史整理》沒有具體指電車工人那日罷工。周奕著的《香港工運史》把電車列入20-23日起罷工,[ 周奕著:《香港工運史》(港:利訊,2009),第65頁。]在《香港工運史簡篇》則把電車列入19日晚罷工。[ 周奕著:《香港工運史簡篇》(港:利訊,2013),第25頁。]

在此要細心留意,19日晚是電車工會決定罷工,工人沒有罷工行動,且晚上電車已在路上行駛中,如何叫司機罷工呢!而徐楚南回憶細述20日早上如何一步一步去實行罷工,可信度高。我們且要留意用字,「決定」罷工後,要通知工人停止工作實行罷工才是罷工,工人不停止工作尚不是罷工。

總罷工時海員工會出了點意外,會長譚華澤(?)臨陣退縮,遲遲不肯下罷工令。海員怒不可遏,在蘇兆徵領導下,紛紛向譚華澤提出質問,「大家都行動起來了,你為甚麼還不下罷工令?」譚華澤推三推四,不肯作正面回應。蘇兆徵嚴肅地追問:「你究竟下不下罷工令?不然,我們就自己動手了 。」海員紛紛責駡說:「要是不下,我們就送你一個拳頭!」譚華澤見群情洶湧,而罷工又勢在必行,在無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下達罷工令。海員工會隨即通過各種方法,通知各間海員宿舍,以及在海上行駛或停泊在各個港口輪船的華人海員。[ 鄧中夏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613頁。盧權等著:《蘇兆徵》(穗:廣東人民,1993),第1130-114。]

行走港九的渡輪水手在華人船主司機工會帶領下參加罷工,使港九交通中斷,渡輪公司遂派英人親自駕駛,由於不熟識該區水文,泊碼頭極其困難,險象叢生,甚至損毁船隻。[ 盧權等著:《省港大罷工史》,第167-168頁。]

晚上,黃天偉(?)率景源排字工社中文、西文排字工人離開報館,宣布罷工。翌日,《循環日報》、《華字日報》和《大光報》等全部停刊。洋務工人由英皇、香港、山頂和淺水灣等大酒店的洋務工人開始,在張仁道、蘇德其(?)策動下,首先罷工。各洋務工人於20 日紛紛響應,相繼罷工。接着罷工的有:碼頭搬運、海陸理貨、起落貨、煤炭、郵務、清潔、醫務、清糞、木匠、打石、牛羊業、鮮魚、果菜、汽車、煤氣、旅業、油業、洗衣、牛奶、皮革、洋服、搭棚、電器、餅乾及戲院等工會及各行各業的工人。[ 盧權等著:《省港大罷工史》,第110頁。]

19日晚,在蘇兆徵邀集下,海員工會、木匠工會、同德工會、洋務聯工聯合會、內河輪船工會、「汽船卸貨管工會社」、集賢工會、煤炭工會和華人船主司機工會等聯名致電全總、國民黨、各報社及各團體,表示「上海西捕慘殺華人,國人應起而猛烈扺抗,達到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收回領使裁判權之目的,敝會等當率全港工友以為前驅友。」[ 盧權等著:《省港大罷工史》,第111頁。]

大罷工爆發是日6月19日,定例局決定拘捕《中國新聞報》的陳秋霖和楊大悟等,即日遞解出境。[ 盧權等著:《省港大罷工史》,第212頁。]

同日,港英下戒嚴令,拘押戴卓民和楊匏安,軍警荷槍實彈上街巡邏,守護電力、水、煤等供應日常生活工廠和施,出動鐵甲車,海面軍艦卸下炮衣。[ 盧權等著:《省港大罷工史》,第212-213頁。]

汕頭按香港海員工會也於19日罷工,接着洋務、亞細亞機工、運輸工團、角石船廠工人相繼罷工,人數達一千三百人。[ 陳均平著:〈關於汕頭對外罷工〉,載粵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卷,第391頁。]

20日清晨,電車工人故意將電車開出廠房,駛至半路便宣布罷工。工人紛紛離車而去,一輛輛電車停在大街上。不久,公共汽車、貨車等公共交通業工人亦進行罷工,港島交通頓告斷絶。[ 盧權等著:《省港大罷工史》,第110頁。]

按徐楚南回憶,電車工人罷工是有工資的,[ 徐楚南著:〈省港大罷工中的電車工友〉,第199頁。]而白潔之回說有車船補助費。[ 白潔之著:〈回憶省港大罷工〉,第132頁。。]而持平工會會員罷工返穗,除車船免費外,每人可得5元。故差不多全部會員都返了穗,只留9名糾察隊員在港善後。[ 陸鑒著:〈持平工會與黃金源〉,載粵政協學習和文史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卷,第504頁。]罷工後,治安秩序大亂,工團總會的發難委員會仍留港。[ 徐楚南著:〈省港大罷工中的電車工友〉,載粵政協學習和文史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卷,第199-200頁。該文指首先罷工是14日,有誤。]

為了順利安排罷工者回鄉,楊殷找當輪船公司買辦親友,安排罷工者坐船離港。[ 粵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卷(穗:廣東人民,2005),第59頁。]

20日英華男書院罷課,香港學生實行了罷課,參加罷課有上萬學生,其中近千人返回廣州。

電車罷工,全港島沒有公共交通工具,九龍尚有巴士行駛。洋務、煤炭、理貨員、起落貨和碼頭工人罷工,煤炭罷工,電力公司和各廠動力缺煤,沒有燃料來產生動力。政府的郵務詠閒社、市政潔淨工人清潔外寓和醫務同樂別墅等工會工人,結成「清、閒、樂」三角同盟罷工。[ 羅珠等著:〈省港大罷工中各業罷工情況〉,載粵政協學習和文史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卷,第179-182頁。]

洋務工人行動起來,山頂酒店和俱樂部侍應及住家的僕役、淺水灣酒店、香港大酒店和威士文餐廳員工等罷工。電報工人和苦力也罷工。[ 羅旭龥著:〈第一號文件〉,載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卷,第588頁。]

6月21日香港街市檔販罷市。[ 羅旭龥著:〈第一號文件〉,第588頁。]同日穗沙面洋務工人宣布總罷工,並成立沙面工人聲援滬慘案罷工委員會,呼籲穗英日美商洋行工作的華工也罷工,沙面工人組織糾察隊封鎖沙面。[ 丁旭光著:《蘇兆徵》(穗:廣東人民,2021),第043頁。盧權等著:《省港大罷工史》,第113頁。穗工運史會編:《廣州工人運動簡史》第一卷,第147頁。]其他穗洋務工人捐款支持,按月薪每百元捐5元,作罷工經費。[ 陳均平著:〈關於汕頭對外罷工〉,載粵政協學習和文史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卷,第391頁。]

而國民黨於是日通過《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國人民書》,表態支持省港大罷工。[ 丁旭光著:《蘇兆徵》,第043頁。]

6月20日,沙面華工全部二千餘人,離開沙面。[ 〈中共廣東區委關於省港罷工情况的報告〉,第31頁。]上面説21日才宣布總罷工,那一資料才對。

盧權等的《省港大罷工史》指,沙面工會20日開會決定21日罷工,沙面有三千工人罷工。[ 盧權等著:《省港大罷工史》,第110頁。]

22日育才書舍學生罷課,聖約瑟書院、灣仔書院、油蔴地書院、鐸聲英文中學等30多間學校響應,罷課人數約三四千人,聖士提反書院恐受風潮波及,提前放暑假。罷課學生組織中華敎育研究會為公開活動機構。[ 賴先聲著:《在廣東革命洪流中》,載粵黨史資料會編:《廣東黨史資料》第1輯,廣州,廣東人民,1983,第106頁。]

6月22日港英頒令禁止罷工罷市,並懸紅250元奬賞通風報訊者及制止罷工者,舉報「暴徒亦有奬賞」。派黃蕳生在離港船上勸人不要回鄉,他指五卅不是香港的事,罷工是自討苦吃。《華僑日報》可謂赤膊上陣,刊出〈香港工人解釋並非自願罷工〉和〈某君對於罷工罷課議論〉,為港英服務。[ 魯金著:《香港民生掌故叢談》(港:三聯,2024),第279-280頁。]

6月23日,九龍公共汽車工人罷工。[ 羅珠等著:〈回憶省港大罷工〉,載粵政協學習和文史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卷,第180頁。]

罷課回廣州的學生有百餘人,由廣州大學招待食宿[ 江關生著:《中共在香港》上卷,第49頁。]。


罷工「僅僅訴諸愛國主義,很難動員民眾從事於持久又堅決的罷工運動。愛國主義必須涉及地方問題、並與塵世現實的局部利益與個人利益相結合,才能堅定持續。」[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2001,第127頁。]全港工團聯合會除了提出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要求外,更提出香港的地方性問題,爭取香港工人和一般華人權益。

一說全港工團聯合會正式向港英提出罷工要求條件,前文已論說這有誤。

全港工團聯合會散發傳單,命令全港工人「協助上海被殺胞,解除本港華人自身痛苦,非達目的不止。」[ 蔡榮芳著:《香港人之香港史》(港:牛津,2001),第127頁,引《華僑日報》1925年6月22日,(港)。]

港英命太平紳士黃蘭生等上各輪船,以講時聞自稱「正理」的方法,勸離港者不要走,靜候港英解決罷工問題,指五卅血案不是發生在香港,何必自討苦吃去罷工呢。[ 魯金著:《香港民生掌故叢談》,第279-280頁。]

省港人民響應了上海人民的呼籲,但這時,滬總商會於6月19日,召集各幫各業76個團體開會,出席代表110人。決定在繼續抵制英日貨,提倡國貨,和籌款援助罷工工人等前提下於6月21日開市。

6月21日《華僑日報》排字工人罷工,華僑日報社却遲遲沒有收到漢文排字社的正式通知,決定改用石印繼續每日出版。[ 胡嘉豐著:《我在華僑日報的日子》(香港:高霖國際,2013),第頁。]

6月25日,香港搬運工、發籌人、電報投遞員、送貨工人、輪船伙夫,各旅館及九龍外國人住宅服務員,大多辭職離港。

26日,蔬菜、鮮魚兩行罷工。

27日,酒樓茶室工人、理髮、補磨工人、太古洋行華員、汽船輪渡水手相繼罷工。

沙面租界工人也舉行總罷工,援助上海反帝運動,參加人數達三千餘人,組織成立「沙面工人援助上海慘案罷工委員會」發表宣言,聲稱「上海、漢口、青島市民及工人一日不勝利,我等一日不返工。[ 〈沙面中國工人援助上海慘案罷工委員會宣言〉,載粵哲學社科所歷史研究室編:《省港大罷工資料》(穗:廣東人民,1980),第126-127頁。唐玉良等主編:《中國工運大事記》,第210-211頁。陳敬堂著:《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上冊,第291頁。]」議決廣州市內所有英、日、美洋行中國職工,應於24小時內實行罷工。其他各國洋行中國職工,實行按月薪捐款,每百元月薪捐5元。[ 參見《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6月23日,。]

沙面工人的罷工得到東山、芳村、河南以及白鵝潭兩岸洋行、工廠的華工響應,紛紛參加罷工。[ 羅可群等編著:《劉爾崧》(穗:廣東人民,1986),第63-64頁。]正式形省港大罷工。

英和日等國派8 艘軍艦停泊廣州沙面白鵝潭海面,向穗政府施壓,英法水兵登陸,把守東西兩橋,關閉橋頭鐵閘,堆砌沙包,架起鐵絲網和裝置電網,在西橋右側時昌洋行騎樓架起重機機關槍,槍口指向沙基一帶,在沙面各重要據點設防禦工事。水兵荷槍彈如臨大敵把守各要道[ 盧權等著:《省港大罷工史》(穗:廣東人民,1997),第115頁。]。

(完)


龍少爺

19.0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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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17日 星期三

百年前的今天省港大罷工

 


百年前的今天省港大罷工


百年前的省港大罷工由學生揭開序幕,全港工會已決定6月19日總罷工,中國國民黨機關報《中國新聞報》大肆宣傳大罷工,推波助瀾,因而多名編輯被捕。6月18日學生搶先工人行動起來罷課,由皇仁首先罷課,發表《香港皇仁書院全體華人學生罷課團宣言》,育才書舍即響應。[ 王克歐著:〈省港大罷工中廣東學生運動〉,載粵政協學習和文史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卷,第383頁。]


《香港皇仁書院全體華人學生罷課團宣言》

「我中華僑港學子,酣睡八十有餘年矣,溯厥原因,皆由英國之奴隸教育所造成。竊維我國歷年受彼帝國主義侵掠,復遭不法之軍閥,爭地殃民,使吾國各界慘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凡有血氣者,莫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乃英日兩國,尚不知末路,竟槍殺我上海愛國青年同學及工商群眾等,噫!彼為刀俎,我為魚肉,處此萬惡英帝國旗幟之下,尚有噍類乎。況今日可殺我上海同胞,明日則可戮我僑港華界。同人等鑑於唇亡齒寒,幡然覺悟。於是本校同學於6月18日一致罷課,以援助上海愛國群眾,與我國各界人士一致向帝國主義者進攻,務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關稅,取消領事裁判權,打倒奴隸教育,倘奴隸教育不打倒,滬案未獲勝利以前,同人等誓不返校,並希全港學生覺悟起來,共同奮鬥,以雪恥辱。謹此宣言,伏維公鑑。

香港皇仁書院全體華人學生罷課團白」[ http://www.lingkee.com/chist/html/chiculture/hk/ddsy/1925/1925_wsca.htm。]


香港鐸聲英文中學校的〈學生罷課宣言〉有謂:「吾儕身居港地,心繋宗邦,既為中國之人民,應有同情之表示。」

皇仁學生又發布《致香港各校同學書》,號召全港同學醒覺一致參加罷課,抵制帝國主義。罷課學生大部分即離港返省,只有數名低年級學生於18日依然回到學校。[ http://www.lingkee.com/chist/html/chiculture/hk/ddsy/1925/1925_wsca.htm。]

皇仁有新學生社社員數人,[ 江關生著:《中共在香港》上卷(港:天地,2011),第49頁。王克歐著:〈省港大罷工中廣東學生運動〉,載粵政協學習和文史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卷,第381-382頁。]皇仁有八成學生參與罷課。[ 王惠玲著:《東華義學》,載冼玉儀等編:《益善行道》(港:三聯,2006),第238頁。]接着,「華人書院」、「聖保羅書院」、「英華男書院」、育才書院、「聖約瑟書院」、「灣仔書院」、「油蔴地書院」等30多間學校學生紛紛加入罷課行列,敎師罷敎,部分師生搭船到廣州報到。[ 王克歐著:〈省港大罷工中廣東學生運動〉,第383頁。盧權等著:《蘇兆徵》(廣州:廣東人民,1993),第111頁。周奕著:《香港工運史》(港:利訊,2009),第25頁。]

「聖士提反書院」恐受風潮波及,提前放暑假。[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港:牛津,2001),第125頁,引《華僑日報》1925年6月23日。]

翌日晚工會按計劃下令罷工,工人離開工作崗位。

(完)


龍少爺

18.0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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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11日 星期四

海員大罷工拉雜談


 

海員大罷工拉雜談


前言

前天龍少和小強去珠海玩了半天,在金灣林偉民紀念館交了三小時,就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零碎各自談了不少意見。

1920年代香港三大罷工都帶有民族因素,1925年省港大罷工有強烈反帝要求,1920機工大罷工和1922年海員大罷工經濟色彩較重。國內展館介紹香港工運,少談1920年機器工人大罷工,林偉民紀念館有圖文介紹,香港歷史館的香港故事只有文字記述。


民族矛盾

1925年2月開始上海紗廠不停罷工,在勞資鬥爭中帶有反日口號,由工運邁進全民社運,至5月30日英籍警長下令槍殺反帝示威者,鮮紅的血令反帝運動漫延全國,香港工人血濃於水站出來罷工,支持上海同胞

五卅反帝罷工下,華人警員以罷崗發出無聲抗議,英籍上司不讓華人警員領槍當更。海員和省港大罷工沒有具體資料記載香港華警員是否罷崗。但上司明顯有提防華人心態。沙田血案時,洋警司尾隨行路北上罷工者,只帶印度警員,沒有華人警員,應是對華人有戒心。

談沙田血案的故事很多,「大公文匯網」的〈海員大罷工100周年 繼承愛國團結精神〉一文指,港英停止火車行駛,數千罷工海員以徒步上廣州來抗爭,行至沙田大圍被港英軍警開槍屠殺,打傷打死6人,另有資料說即場打死3人傷9人,港英死因庭說打死了12人,廣州中華全國總工會遺址的「工農運動烈難烈士紀念碑」最下層刻有死者姓名。五卅血案死傷者也是有多個死傷人數,各帝主義在殖民地屠殺也是這情況。因部份傷者怕有事不敢去醫院治療,重傷者回家死去,家人也怕有事死了人後也不敢報官。

海員工會組織罷工時,注意到民族問題,罷工前與外籍海員工會商談好,要求他們保持中立「躺平」,以支持罷工。外籍海員工會請海員工會繼續照顧會員三餐,海員工會答應了。外籍海員守諾言,以在船上休息只是吃喝來回報。這正是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的寫照。

據當日新聞報道,死者主要是洋務工人,不是海員。因血案發生已是罷工一個月後,絶大部份海員已罷工離港,餘下小數的海員多是主事人,如談判代表林偉民者暫不會離港,其餘滯港海員離港多是走水路。


烈士

林偉民是香港海員,海員工會創建人之一,因病英年早逝,只有40歲。1983年追認是革命烈士,有論對稱為烈士有異議,認為他因病去世,不是直接為革命而犠牲,且早於1960年已遷葬在「銀河革命公墓,肯定了他是革命者,且是對革命有很大功績的。他除了是香港工運領袖,也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是領導全國工運的香港愛國工人,這時劉少奇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

爭取在大圍豎立沙田血案紀念碑。

(完)


龍少爺

12.0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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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31日 星期日

史料的真偽


 

史料的真偽


1.茅海建著:《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香港:香港中和出版社有限公司,2025),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2.陳曉平著:《近人近事探案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

3.茅海建著:《戊戌變法史事考》(香港:香港中和出版社有限公司,2025),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4.王潤華、黎漢傑編,周策縱著:《周策縱歷史學論文集》(香港:初文出版有限公司,2003),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5.林準祥(Otto C. C. Lam)著:《香港1851──華人宣道者的足跡》(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6)。

6.黃可兒著:《爐峰櫻語──戰前日本人物香港生活談》(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2),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戊戌六君子沒有一人是死硬的康有為黨人,只是同路人,其弟康廣仁在政改問題上與他也有差距。

胡適說,歷史是一位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由你去打扮她,另一方面他又說「史須求信」,但難求迫真,差不多沒有客觀,因而讀史要抱懷疑心態。[ 王潤華等編:《周策縱歷史學論文集》(港:初文,2003),第031頁。]龍少完全同意這一說法。

佛教唯識宗有,性境、帶質境、獨影境三階段理。性境是你第一次得到的印象,帶質境是第一印象在你心中所產生的記憶,獨影境是你記憶中的印象消化後的東西。套入史學來看,性境是你第一次接觸的歷史故事、帶質境是記下來的歷史筆記,即是被你第一次打扮的女孩子,獨影境就是你的分析和整理,也是被你第二次打扮的女孩子。

香港歷史館的香港故事也如百依百順的女孩子,有人認為她應穿上「割讓」的外衣才合身,現歷史館給她穿上「強佔」外衣,龍少認為沒有問題。

台「教育百科」割讓解釋是「因戰敗或受侵略,被迫劃分部分領土給外國。」網上強佔解釋是指使用暴力、武力或威脅手段強行霸佔他人的財產、土地、處所或權利。據此兩詞大致上相通,使用那一個是主觀,没有對錯。

正看歷史學教授茅海建(1954-?)的《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著者開首即直指大多數學者使用的戊戌史料有問題,因他們引用當事人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資料,兩人蓄意以假亂真,以達致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指康有為的《康南海自訂年譜》言論多誇張自揚。[ 茅海建著:《戊戌變法史事考》(香港:中和,2025),第21頁。]《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以學術論為名,編織為自己政治目的服務的史實。[ 茅海建著:《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香港:中和,2025),第046-072頁。]

一般來說,論者以當時人和當時的文件為最重要使用材料使用,而康有為(1858-1927)和梁啟超(1873-1929)當時就有政治目的的作假,令論者全中招成了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尾巴和宣傳工具。龍少全看了鄧中夏在省港大罷工時編的《工人之路特號》三次,也看到不少有政治目的的失實內容,也曾在文章中指出一二。故此龍少看了主席批黨八股的文章,以思考如何處理政治宣傳和報道事實。

茅海建指康有為的西學知識有很多錯誤,認為民主是指人民的主宰者,另一方面他又批判君主世襲制度,君主應以賢德者就位。[ 茅海建著:《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香港:中和,2025),第025-027頁。]康有為不是從西方思想來了解歐洲的議會制度,是從中國傳統來解釋歐洲的議會制度。[ 茅海建著:《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香港:中和,2025),第025-027頁。]茅海建認為他誤讀誤解。[ 茅海建著:《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第077-083頁。]

康有為以西學認同孔學,以孔學印證西學。[ 王潤華等編:《周策縱歷史學論文集》(港:初文,2003),第0066頁。]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1893-1969)於1945年寫的《中國近代史》說:康有為和梁啟超代表開明的地主富商,要求把中國社會邁進資本主義,政治上要求君主立憲民主,以保障自己的利益。[ 茅海建著:《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香港:中和,2025),第008頁。]這說法沒提及民主其一要素平等,辛亥革命爭的共和有民權和平等。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文章也有這兩內容。

晚清史研究者陳曉平(?)的《近人近事探案集》,也指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記述是謊言。[ 陳曉平著:《近人近事探案集》(南京:南京大學,2023)第068、073-074頁。]

陳曉平的《近人近事探案集》反思說,1900年時慈禧不是向十一國宣戰,是應戰。因所謂《宣言詔書》頒布前,聯軍已與清軍交戰,且這詔書不是外交文件,是下發給國民的上諭,如要宣戰應發布照會等外交文書。[ 陳曉平著:《近人近事探案集》(南京:南京大學,2023)第078-089頁。]

儒家集大成者孟子(前372-前289)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完)


龍少爺

13.09.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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