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國內友人的文章，使用馬恩原文來論述，絶不是八股，值一看。
斗争赢得权利，赢得命运自主
——纪念致丽大火20周年
景 祥
20年前的11月19日 ，广东省深训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死亡84人，伤40人。如此惨痛的死伤，是由于资方采用所谓的“封闭式生产管理”，将工厂的楼梯、出口封堵，厂房窗户以铁栅栏封闭，导致员工无法及时疏散逃生造成。
这样的惨案，其实并不是“空前绝后”的。在致丽大火之前，泰国凯达玩具厂在同年的5月10日 也发生过一场惨绝人寰的火灾，188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另有469人受伤。这场火灾刚发生时，其实工人已经察觉，开始逃生，但是，资方雇佣的保安却勒令工人返回工作岗位，并“为了防止有人趁火打劫偷窃玩具，保安员将所有的出口都上了锁”，结果工人失去逃生的最佳时机。2012年9月11日 ，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家纺织品厂发生火灾，导致300余工人丧生，数百人受伤。造成如此悲惨结果的原因，用当地官员的话说，是工人们没有逃生通道，“只有一个通道没被锁上，大部分窗户也都是闩着的。”其后不久，2012年11月24日 ，孟加拉国一间服装厂又发生大火，121人死亡。造成那么多工人死亡的原因居然同样是“窗户被封死，大门上锁以防偷盗”，工人逃生无路。而2013年6月3日 ，中国吉林省德惠市的宝源丰禽业公司火灾，造成120名工人死亡。造成如此生命代价的原因，居然也是资方在管理上采用封闭式管理，“工人上班后，车间大多数门都会被锁上”，“厂房虽然有六个出口，但是大部分门被锁住”，资方禁止工人在车间自由活动，“平时大家都在各自车间工作，也不知整个厂房总共有几个门”。
除却以上几场令人发指的火灾，发生在今年4月24日孟加拉国的一栋名为拉纳购物中心的八层商用楼房突然倒塌事故，资方的罪责更是无可逃避。这次大楼倒塌事故，造成楼内1100余名工人死亡，惨况可谓泣天地惊鬼神！而造成这惊世灾难的原因，同样是出于资方的原因：大楼倒塌前一天，就已经发现楼体出现明显裂缝， 当地媒体也进行了报道，但制衣厂老板仍然强迫工人进厂上班。
以上所述惨案，无一不是活生生的工人受制于资方的权威，被资方支配劳动的权力禁锢在牢笼一般的劳动场所，甚至当那些活生生的生命在已经意识到危险将临，也不能摆脱资方权力的约束！累累尸骸，无不出于资本为了牟利的一己之私！
资方的权力从何而来？它既不是来源于那些冤死的劳动者的自愿赋权，也不是来源于国家或者政府的直接授权。资方的一切权力都是与它所掌握的资本与生俱来的，也就是说，资本在这个社会，它不仅不是一种财富，而且是一种权力，是可以用来支配或者统治另外一部分人、占有另外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的权力！[1]如果我们要再剖析资本为什么会具有支配和占有另外一部分人劳动的权力，那无非就是马克思早已经揭露的，人类进入工业化以后，由于人类的生产方式从手工的个体劳动，转变为大机器、大厂房和大资金的社会化劳动，大多数人丧失了从事个体自由劳动的可能，使得工人不得不在“饿死”、“偷盗”，或“出卖劳动力”而成为一个雇佣工人之间进行选择，此外别无路走。这样，工人们不得不为了能够利用那些有着大机器、大厂房和大资金的工厂主的生产资料从事被资本雇佣的劳动，以获得劳动和生存的机会，而放弃自主的权利，就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因此也是似乎非常公平的事情了。这样，资本利用相对于劳动力的稀缺性，挟制了劳动力一方，而成为了雇佣工人的“天然的长上”[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描述资本对于劳动的权威：“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3]，“每一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4]并指出“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5]
马克思指出资本对于劳动所掌握的两种权力，一是对工人劳动力使用过程的控制权，也就是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权力，一是对工人劳动成果的分配决定权力：“资本不仅象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 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6]
资本（或者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7]）的这种对工人的“天然权力”，是建立在工人生来注定要依赖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的社会状态基础之上的。这种社会状态，把由资本所有者领导社会生产、工人无产者接受这种社会权力安排，固化成了人的宿命，反映了人的不平等：“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8]对于社会的大多数来说，在现代的大机器、大资本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下，大多数人都免不了要利用他人的生产资料才能劳动和生存，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都免不了要被资本和掌握资本的资本家所支配，工人没有选择权，“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工人经济上的隶属地位，是由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造成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9]恩格斯把这种支配关系直接视为古代奴隶制的翻本，资本家与工人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这种奴隶制和旧式的公开的奴隶制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就永远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卖掉的，因为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10]
资本的权力是通过工厂制度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资本统治的王国，一整套的工厂制度都反映资本的意志，代表资本的利益。工厂制度涵盖了工厂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每一个企业都俨然一个王国。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拥有工厂规章制度的创制权，拥有对工人违纪行为的裁定权和处罚权，拥有人事任免权、拥有经营决策权，等等，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俨然以“国王”和“大臣”的身份统治着企业这个王国。这些权力都是资本的权力，工人不得染指，仿佛工厂的一切的一切只跟资本的利益有关，跟工人没有任何关系，工人因此事实上只是机器的一个零部件，他们似乎没有自己的利益。
资本在企业中对权力的垄断，事实上就是在企业的生产和分配上对劳动实行专制统治。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而这种调节是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11]
通过专制的工厂制度，一切不得不依赖他人生产资料而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都不得不屈从于资本的权威，成为资本增值的机器的一个机器零件。马克思指出：“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12]
资本对于劳动的权力的垄断或者说专制的社会制度安排，让“人人生而平等”这个口号实际上成为空谈。它跟封建制度下政治权力和司法权力的获得，是根据谁是土地的领主，而不是由人民的自由意愿下的自愿赋权一样，因此是践踏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要说那些连起码的普遍选举权利都没有的国家工人在企业中只是奴隶，就是欧美这样既已实现政治民主的国家，民主一到工厂的大门口，也只能止步，仿佛工厂内外是两个没有关联的世界，不怕你可以堂而皇之以公民的身份在白宫或者白金汉宫大骂总统或者首相，但是你一走入工厂大门，那里面就没有公民，只有奴隶主和奴隶，你的命运就在资本与生俱来的权力下，被资本掌握。从本文开头所提的那几场惨绝人寰的灾难，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工人如何在工厂中丧失行动自由、行为自主的权利。那数以百千计的生命，都是无辜的勤劳踏实的劳动者，他们之所以会死，都是因为他们无权掌握自己命运，只能被资本的权力摆弄的结果。所以，从他们的死，可以让我们工人阶级懂得：如果我们工人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要说自己的幸福，连我们的身家性命也不能保证。进一步说，那种一下子造成数以百千计生命死伤的事件虽然不会每日发生，但是，由于资本的权力剥夺了我们工人的权利，我们的工资福利的高低、劳动条件的优劣、工厂经营的成败、我们职位的保障与否等等方面，虽然无不与我们工人的命运紧密关联，但是它们只是被紧紧地掌握在资本手中，我们是没有权利决定这些问题的，是不能自己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的。
因此，两条道路放在我们工人面前让我们选择：要么我们继续对资本俯首帖耳，任凭资本随他们的意愿摆弄我们的未来的命运，要么就是工人们联合起来，跟资本展开斗争，争取我们在工厂的工人自主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企业经营与管理决策的权利，和企业分配决策的权利。工人如果不能享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权，企业的经营和生产管理就只能以资本的赢利为中心和目的，那么工人的生活质量、安全健康、职位的保障等等福祉就不能成为企业生产的中心和目标，工人的劳动就不是劳动，而只是被强制劳动或者叫奴役；工人如果不能享有企业的分配决策权利，那么工人的生活就永远只能在最低的劳动力成本也就是生死线上徘徊、挣扎[13]，一切劳动的增值都不能带来工人福祉的必然增进，那么这种分配就叫剥削和压榨。[14]所以工人阶级如果不能通过斗争赢得这些权利，不能消除资本对劳动权力的垄断，就不能实现工人的劳动以自身的福祉增进为中心，就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个斗争，就是工人阶级争取产业民主化的斗争。产业民主化的斗争就是让民主走入工厂的斗争，就是工人争取企业的公民身份和权利[15]的斗争；就是通过“企业公民”权利的逐步实现，建立起雇佣工人与企业主通过集体谈判制度，民主制定企业制度，民主参与一切企业权力的行使，打破资本对企业权力垄断和专制的斗争；就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的过程；就是工人阶级改变命运的过程。工人阶级的斗争如果仅仅停留在要求维持或者提高工资福利、改善劳动条件这样的水平是绝对不够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要求维持或者提高工资福利、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并不能有效够削弱资本对于劳动的专制力量和有利于工人权利的增进，相反，资本对于劳动的专制力量，在工人仅仅要求维持或者提高工资福利、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中，却赢得了壮大自己力量的时机[16]，以至于在今天全球资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得不屈居于守势，以往工人运动取得的成果正面临逐步丧失的窘境！马克思在100年以前就有过这样告诫，“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17]没有无产阶级整体从资本专制下解放出来的远大目标，只注重局部工人经济利益增进的单纯经济斗争，还可能有分化世界工人阶级，让世界和各国工人内部彼此为了利益相互竞争的危险。因此把世界工人运动提升到争取产业民主的高度，提升到逐步改造雇佣劳动制度并最终终结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高度，提高到整个人类的社会运动的高度，是未来工人运动的应当的方向。
争取产业民主化的斗争与国家政治民主化运动是紧密关联的。工人阶级争取产业民主化，需要民主的国家制度和工人获得完全的公民权利作为前提。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从资本专制下的解放以在国家范围内的政治自由（政治解放）为先决条件，只有在在民主制度和普选制度下，工人阶级才能依靠选民数量的优势，获得制定有利于工人阶级解放的国家法令的权力，逐步实现工人阶级从资本权力的专制下解放出来[18]。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开山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强调国家民主化和公民的普选权对于工人阶级解放的关键意义，强调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人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这对于世界工人运动是绝对不应该忽视的！世界工人阶级应该把实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推进产业民主化作为同等重要的任务。
世界各国文明的发展进程是不同的，所以，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任务和形式也不尽相同。对于尚未实现政治民主的国家，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问题上应该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并且明确指出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巨大意义：“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不要去听他们那一套娓娓动听的说什么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１）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２）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斗争了。”[19]恩格斯还指出了在已经实现政治民主的国家，工人阶级应该毫不迟疑地利用政治民主去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愿意用这个宪法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即主张全国土地改革的政党。” [20]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确指出，人类没有政治解放当然是不行的，但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不同在于，资产阶级有了政治解放就已经万事俱备，而工人阶级仅仅有政治解放却是不够的，不能达到自己的解放，这就是民主在具体内容上存在的阶级差别：“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 [21]工人阶级获得国家的民主权利和政治解放只是第一步，它必须利用政治解放的有利条件，去继续争取把自己从资本的专制下解放出来，“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22]，“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宪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最多只能促使宪法做某些修改的‘六条’，在激进资产者看来已经是万事俱备，但它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宪章主义者现在明确地喊出的口号。”[23]
所以，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最终的解放形式是从国家政治与资本双重的压迫下的解放，只有这双重的压迫都得到根本的改变，我们每个工人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致丽”大火20年了，20年来，中国工人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有了不小的增长，但是中国工人未来要争取命运能够自主的路仍然还很漫长。而在世界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利用自己已经攫取到的巨大财富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国家和国际政治，通过世界资本集团和金融组织、贸易组织影响世界经济秩序，通过代表资本价值观的文化影响人的世界观，使得世界工人阶级整体被分化，工人阶级的力量被削弱，世界工人运动整体上处于低潮。世界工人阶级（包括一切依靠工薪生存的被雇佣劳动者）如果不能重新在反对雇佣劳动制度的压迫和剥削的旗帜下联合为一个整体，工人阶级要获得最终解放就只能是乌托邦。
在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束语中，恩格斯满怀热情地期望这样的人类社会会出现在未来的世界:“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24]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斗争行动，来悼念在致丽玩具厂和世界其他工厂在劳动中受难的兄弟姐妹，来争取我们权利的逐步改善吧，因为我们决不愿意重蹈那样的灾难，我们应当起誓！
E-mail:jingxiang96@gmail.com
[7] 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0页。
[13]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工资，就是工人维持劳动力存在的基本成本。无论工人的劳动有多少比维持劳动力存在的基本成本有更多的创造，在工人阶级内部的生存竞争和资本垄断分配权的制度下，都只能最终归资本所有。
[15] 因为每一个企业都存在最高权力归属和制度安排的问题，每个企业都是一个微型的政体。在民主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必然方向的今天，企业内部所有的成员，应该都是这个政体的平等公民，这个“政体”也只能实行民主制。工人争取企业公民地位，就是反对资本对劳动的专制，赢得工人与资本对等的集体谈判权和实行企业共和制度的过程。
[16] 维持或者提高工资福利、改善劳动条件并不能影响资本的超额积累和劳资相对财富水平差距的扩大。提高工资福利、改善劳动条件只是影响社会商品的成本，而社会商品增加的成本最终还是通过物价的抬升由占消费者多数的工人承担。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为资本影响国家和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增添了巨大的能量。
[18]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即是“民主”，也就是普选制度下，无产阶级依靠自己选民数量的优势，获得国家执政权力，并成为国家代议机构的多数，从而制定出有利于工人阶级从资本权力下解放的法令，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是：‘根据人民宪章对宪法实行民主修改’，如果这一点实现了，工人阶级就会成为英国的统治阶级。”（马克思和思格斯《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给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卷，第27～28页）。恩格斯在《工人党》一文中说道：“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但是在英国，工业和农业的工人阶级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民主制恰恰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统治。那末，就让英国工人阶级自己准备去担负它所面临的任务，去统治这个大帝国吧，让他们了解必然要落到他们肩上的责任吧。要做到这点，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已经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力量，利用他们在帝国各大城市中实际拥有的多数，把自己队伍中的人派到议会里去。”（恩格斯《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9卷第30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专制政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恰恰是建立在普遍人权保障基础之上的,包括保障资产阶级的基本人权。关于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笔者将另有拙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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