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致丽大火20周年》
献给1911年纽约三角制衣厂大火死难者（146人），1993年5月10日曼谷开达玩具厂大火死难者（188人），及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死难者（87人）。
编辑组成员：
梁宝霖（Apo）
石炳坤
陈乐庭（Jason）
姚伟明
李成康（Samuel）
本论文集主要由当事人及介入是次事件的国内／外人仕所写的文章组成，由筹组到面世差不多一年，可算是对历史一个交代。
过去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引人注目，其GDP增长也是破了世界纪录。但是，在反省这一个发展模式之余，我们看到的是另一面。在工厂、地盘（工地）、各式服务行业里，无数的无名民工日以继夜地的辛劳工作，为中国产品出口及城市建设而作出贡献，不幸地，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农民工被迫犠牲了他／她们的肢体、健康，甚至乎生命。直至如今，并无发表有关官方的农民工工伤的数据，反映出真实／全面的情况。所以，有人用『血煤』、『带血的GDP』等来描述这个现象。致丽大火正正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但是，过了二十年，同类的惨剧不断发生，例如今年6月的吉林家禽厂大火，就有超过一百人葬身火海。环顾亚洲，巴基斯坦、柬埔寨、孟加拉国接二连三出现大火、塌楼事件，令人感叹，工人生命何价！为何工人定必要为『发展』而犠牲！可见，这个情况不是中国独有，在全球化下到各处打工人数有增无减。
由于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紧密连在一起，所以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一直关注珠三角的工业化对中港劳工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从乡村转来打工的人群。当年，亚洲专讯（AMRC）、香港基敎工业委员会（HKCIC）及香港工会敎育中心（TUEC）等的工作人员，先后多次到珠三角实地视察及交流，了解劳工情况。
案例之一：是香港一间五金厂老板连夜拆机器逃到国内，工人在追讨欠薪时到国内围堵躱在酒店的老板。在他的工厂内，工人就一眼看出他们在香港时操作过的机床。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及记者等，如社会科学院的谭琛等也开展了有关研究及报导。近来，这类研究更成为海外学者的重点关注，纷纷著书立说。
其实，在致丽大火前，我们已连手跟进过几宗案例，如91年的东莞兴业制衣厂，也是一场无情大火造成60人死伤。在香港，我们早于七十年代推动工业安全及争取劳工赔偿运动，更成立了『工业伤亡权益会』（ARIAV）。在国内，有人尝试利用相似模式发展农民工服务，如协作者的李真等。在亚洲地区，这一模式更扩展成“亚洲工伤者网络”
（ANROEV）。
这次大火，加上同年5月10日的泰国开达玩具厂大火，演变而成一个全球性关心生产安全的运动。该运动主要由香港民间团体（尤其是劳工团体）的推动，发表一份安全生产的约章，成员代表奔波国内、欧洲、美洲、亚洲各地，为死伤者呼吁及为推动安全生产而努力。
与此同时，我们亦与各地工业灾难的团体接触及联系，如印度博帕尔（Bhopal）农药厂泄毒事件、韩国元进（Wonjin）厂职业病事件，日本Minamata水银中毒事件等。
这些行动及诉求，导致到泰国政府终于宣布把每年5月10日定为『工业安全日』（1997），以纪念开达大火的敎训。而国际劳工组织亦稍后（2001）将每年4月28日定为全球『工殇纪念日』（Worker
Memorial Day）。
两次大火惨剧带来的震撼，加上国际工会及民间团体运动的支持，尤其是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爱尔兰等地，迫使到玩具生产商、品牌及零售商不得不重视生产安全，以安抚消费者及缓和劳资矛盾。我们多次在香港及外地发起示威、抗议行动，利用复活节及圣诞节日或玩具展览场合，杯葛某些“带血的玩具”，指出本来为儿童带来欢乐的玩具，其生产过程却令工人饱受其苦，还要犠牲性命或肢体，令工人及其家属并无欢乐可言！
在95年香港玩具展的冲突中，我们有6位示威朋友被捕，包括一位来自韩国职业病患者。当时还有一位来自台湾工伤者被捕，但警方见他手脚伤废，连忙立即释放。这些打压，并未能阻挠我们的决心。
一方面，此一运动加强了各地民间团体的团结，亦导致另一个网络的诞生：『监察亚洲跨国企业网络』（ATNS）。另一方面，资方及其代理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CSR）作响应，例如香港玩具业的安全约章（ICTI），以巩固其垄断地位，不肯让民间团体插手及组织工人，或收编一些民间／劳工团体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例如，几经争取下，意大利公司答允恩恤赔偿给大火死伤者二（三）百万元。但是，他们却委托一个敎会机构发放款项。该敎会机构并无与我们联络，也不积极寻找死伤者的地址，反而暗地里将款项送给残疾人的学校。当时我们已掌握了不少死伤者联络地址，获悉此事后大兴问罪之师，再次发起一连串行动，还将致丽大火幸存者带来香港，到意大利公司办事处当面对质。事后，公司答应将款项交与我们分发。
有人说过，中国第一部劳动法的出台（1994），致丽大火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及催化剂，前人民大学教授关怀及现任常凯敎授，亦曾为致丽事件仗义执言。其后，中国修改或推出多条有关法规，以保证工人的工业健康及安全，计有：安全生产法（2002）、职业病防治法（2002）、工伤保险条例修订（2011）、社会保险法（2011）等。表面上看来，工人的生命及健康保障多了。但是，这些法规在执行方面、监察方面仍不如人意。例如劳工监察人手远远达不到1：8000的标准，有人说现行珠三角是1：20,000的情况，再加上贪污、腐败，法规难以执行。我们坚持劳方应有权积极介入，厂房、企业、小区为主，工业安全卫生、健康的各项环节，才可以扭转这个局面。对个别违例雇主施以严刑、罚款，才可以起到阻吓作用。
致丽大火的另一副产品，是中国劳工团体的兴起。当年，在外围及内围因素下，一些有心人仕试图组织这些农民工，特别是女工们，其一是北京世界妇女大会（1994）后出现的，如北京『打工妹之家』，其二是一些民运分子在华南成立『打工潮』等组织。前者则受到官方打压，主脑人被捕、坐牢、递介出华南。
不过，以香港为基地的珠三角劳工团体，却慢慢成长，他们多以维权为主，利用探访工伤者、劳法咨询等活动，在各地成立一个又一个劳工中心。与此同时，一些由国内人仕组成的民间团体，也逐渐出现。有些是由前工人（包括工伤者）所组织的。特别一提的是由致丽幸存者陈玉英在重庆忠县所组织的『自强服务站』。这一模式反映出工伤者如何自强不息，能为其它农民工提供服务。
在工会未能起到真正作用下，民间团体必然出现代替。但是，他们面对的困难也不少，除了资源外（钱、人），还饱受当局及资方的双重打压，如黄庆南被砍（2007年）事件，如2011年深圳连串民间团体被迫关门停业事件。再加上企业社责任运动，及政府购买服务的收编及排斥，局限了这些维权团体的生存空间。
这类团体有需要重新定位，评估其工作，为更上一层楼而铺路，因为农民工的抗争，已从个别的行动转化为集体行动。
回顾二十年，致丽伤者仍未洗脱苦痛，死者家属未走出阴影，幸存者闻火色变。老板方面，意大利公司Chicco产品门市部越开越多，而致丽厂的劳钊泉未坐满刑期获释，再开厂经营。我们阵营中有不少人已退下火线，不少人退休，但后来者仍然不断补充其空缺，正如韩国有名的《劳动者战歌》所言：
『愿他朝有后继者，劳动者要自由，成名见青史。』
201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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