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影響下的中國知識分子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1]十月革命前這個幽靈已經來到中國，在十月革命影響下，中國「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共產黨人公開自己的意圖後，這個幽靈就現身，共產黨在中國成立。
二月革命
俄國二月革命剛結束，部份中國知識分子對俄國革命充滿期望，青年人的導航者陳獨秀（1879-1942）於1917年4月，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上，發表〈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醒〉一文，指二月革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命也。」[2]
同時，北京大學敎授李大釗（1889-1927）據日本東京《時事新報》於1917年3月9和20兩日的報道資料，於1917年3月19至29日在《甲寅》上連續發表有關二月革命的文章：如19至21日的〈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27日的〈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和29日的〈俄國大革命之影響〉等共三篇文章。[3]
〈俄國大革命之影響〉一文認為其對世界的影響，是官僚政治「今已不見容於其國民，然則戰後世界之政治的趨勢，絕不許所謂『新英雄主義』、『哲人政治』、『賢人政治』……存在於世界之餘地。」對中國的影響是「使一般官僚耆舊，確認專制之不可復活，民權之不可復抑，共和之不可復毀，帝政之不可復興。」[4]
〈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一文，陳述了二月革命的經過情形。[5]
〈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一文分析了革命的原因，當中包括：新舊思想鬥爭、虛無主義盛行、德國官僚主義的輸入、革命文學的鼓吹、農民困苦、皇帝專斷、官僚反動派的跋扈、杜馬上院右派黨復活、守舊派的反對國會、工黨的緣故、麵包的缺乏等，論及俄國文學時說：「亦即革命文學也，其各種作者無不以人道主義為基礎，主張人性之自由發展、個人之社會權利，以崇奉俄國民生活之內容」。[6]
以上是左傾文人對二月革命的稱讚，但從4月開始，中國各報刊的報道主要用語是：「俄國社會主義流輩」、「抱極端主義者」、「極左黨」，以表達對俄國革命政府的不滿。指俄國「黨派分歧，政令不一。職工與兵卒飛揚跋扈」；報道說俄國前線兵士醉心平等自由，及社會黨均產主義，多數藐視上級命令及棄械潛逃回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鼓動工人罷工，令到俄國內又大起風潮等。一些文人為此心急如焚，認為不宜隔岸觀火，漠然無動於衷。[7]
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爆發後第三天即11月10日，國民黨在上海發行的《民國日報》，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臨時政府已推翻」為標題，對十月革命作出簡要的報道。長沙《大公報》在12月6日的新聞欄中，對「俄國政變中心之兵工委員會」作了進一步的介紹。[8]11月23日，政學會在廣州發行的《廣東中華新報》，也刊登了十月革命的消息。並於11月36日發表短評，預言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將較其他國家為甚。一個月後，《廣東中華新報》發表《李寧（即列寧）勝利之原因》的時事述評，認為十月革命所主張的共產主義，是最得平民勞動者的歡心。[9]
西南內陸的貴州省貴陽市的《貴州公報》、《鐸報》等報刊，也報道俄國革命的消息，刊出〈俄國第二次大革命要聞種種〉、〈俄國過激派與德國之關係〉等文章。[10]此後，《貴州公報》、《鐸報》、《勤報》、《黔風》等報刊，陸續報道十月革命後的情况，介紹了馬列主義的一些政治主張。[11]
翌年的1918年3月，廣東無政府主義的《勞動》雜誌稱頌十月革命，認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勞動問題，其根源就是貧富不均和階級壓迫，而現在俄國已經正大光明的，做起貧富平均的社會革命。又指出社會革命四個字，人人以爲可怕，其實不過是世界的自然趨勢。不管俄國如何動蕩不安、或四分五裂，也不理會列寧是失敗還是成功，是好是壞，他們畢竟真正適合了物理人情，也就是真正做到了男女同一樣，貧富一般齊這兩句話。接着的4月，《勞動》第二期發表一純（？）的〈俄國過激派施行之政略〉一文，以俄國無政主義小說家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為例，指俄國人完成的革命是世界革命，是一種社會改革。文章的結論是：這是一個官僚和富人害怕、勞動者和窮人歡迎的革命。[12]同期還刊載〈俄國社會革命之先鋒李寧史略〉。[13]接着《勞動》第三期發表了一篇持有類似觀點的短論〈李寧之解剖〉。接着數期的《勞動》繼續發表了，其他一些評論十月革命的文章，一篇介紹了俄國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團體和出版刊物，一篇介紹了俄國農奴解放的後果，及托爾斯泰和勃列什科夫斯卡婭（Breshkovsktaya，1844-1934）的小傳。[14]
李大釗於1918年7在北京發行的《言治》季刊第三冊，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認為十月革命不是布爾什維克的陰謀，而是一場真正的政治和社會革命。將俄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作出比較，認為是同為影響未來世紀文明的絕大變動。指法國革命當日何嘗不引起世人的恐怖、驚駭而為之深抱悲觀，繼後法人的自由幸福，即奠基於此。結尾部份就說：「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15]
李大釗接着於1918年11月，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發表的另一篇文章〈Bolshevism的勝利〉，認為一戰的結朿，不是協約國軍力戰勝德奧軍力，乃是俄國的社會主義戰勝德國的軍國主義。稱讚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先驅，布爾什維主義是世界上正進行的以及將進行的革命的旗手。正反映人類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革命的解放運動將會日益深入和擴大，席捲全球，最終導致全球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文章將人道、自由、民主、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劃上等號。[16]
研究系政治家張東蓀（1886-1937）在北京發行的《國民公報》發表的文章、國會議員孫洪伊（1872-1936）在國民黨上海發行的《民國日報》寫的社論，以十月革命反思辛亥革命的失敗教訓，不勝唏噓。[17]認為十月革命是「顛覆新政府」，「使全國重蹈於無政府之狀態」，「是吾國民自辛亥以來經驗之恐怖、悲哀、不安、憤激諸苦，俄國國民亦又經驗之，乃較吾國為甚矣」。認為布爾什維克是「得寸思尺，得尺思丈」，不惜重蹈「法蘭西革命之覆轍」，演成此「殺人流血之慘劇」。「俄國過激主義的傳染非常可怕」，非想法子預防不可。[18]
對年青人的影響
在年青人方面，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1896-1950）、羅家倫（1897-1969）則高度評價十月革命，於1919年1月在北京大學學生組織新潮社出版的《新潮》創刊號上，羅家倫發表了〈今日世界之新潮流〉一文，認為現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是法國式革命，以後的革命是俄國式革命，法國革命是政治革命，俄國革命是社會革命。[20]同期，傅斯年發表〈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一文，認文藝復興以來，思想自由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宗教改革，德國首先在這方面進行試驗，使各國在精神上脫離了宗教專制；第二階段是政治革命，法國對此進行了試驗，不少國家根據它的結果重建政府，因而出現了真正的近代國家。這兩種改革，都是人類文明史上應有的發展階段。在這兩種改革之後出現的第三個階段是社會革命，推翻今日的社會，建立理想社會，就是俄國所進行的社會革命的試驗，如果能夠得到一個美滿的結果，那麼人類進化將會更上一層樓。同時指評價十月革命，不應只是着眼於目前的血腥行為，要展望社會革命成功後的世界。傅斯年對十月革命寄予厚望，指俄國思想將來會佔領全世界。[21]。
當時年青的毛澤東（1893-1976）從十月革命中看到群眾的力量，於1919年7月在《湘江評論》上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稱讚俄國革命並付以期望，認為「以民眾的大聯合，和貴族的大聯合資本家大聯合相抗，收了『社會改革』的勝利以來，各國如匈、如奧、如截（捷克）、如德，亦隨之而起了許多社會改革。雖其勝利尚未至於完滿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滿，並且可以普及於世界，是想得到的。」[22]
毛澤東同期間的另一篇文章〈《湘江評論》創刊宣言〉，,提出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致張起大擾亂，行那没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23]同期的人只有他提出無血革命，稍後他也曾全力推行，最後是走上軍事革命的道路。
以上提及的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黨黨員，而其餘的創黨黨員，從現有資料來看，未見他們對十月革命有何言論，其後他們的革命活動與十月革命關係，可以說是受十月革命影響的，但應該不是直接的。
對政黨的影響
1918年5月27日，國民黨（時稱中華革命黨）主辦的《民國日報》開始改變對蘇聯的態度，其6月17日的社論首次稱俄國爲「民主友邦」，稱布爾什維克者爲新派。孫中山甚至致電布爾什維克領袖列寧（1870-1924），對其社會革命的勝利表示極大的敬意。[24]6月22日，《民國日報》公開反對北洋政府跟隨日本出兵干涉俄國。23日，《民國日報》更以頭條刊登出無政府主義者華林（？）所寫的稱頌俄國革命的文章。
7月6日，進步黨北京發行的《晨鐘報》第一次刊載了俄國布爾什維克機關報上的一篇文章，探討俄國所以能夠鞏固的原因。在編者的話中，首次承認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夠在俄國唯我獨尊，無與匹敵，必有其所以存在的原因，認為這多數是因爲它的施政方針合乎民心。[25]上海的出版《太平洋》雜誌一改其厭惡社會主義者的態度，稱讚十月革命是以正義人道的理想爲旗幟。有作者預言：俄國革命「影響世界思潮增進人類福利者，則極無涯量」。宣稱社會主義「方今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勢，欲摧天而遏折之，勢固有所不能」，一定要細心研究不可。[26]
向來保守的上海《東方雜誌》，也討論起未來世界應當如何準備的問題，認為今日的世界戰爭與階級戰爭，都是貧富不均所致，對策是必須取社會政策乃至社會主義的方法，以改良現今世界的經濟制度。
結論
在十月革命衝擊下，部份日本知識分子即時計劃走出書室，準備革命行動，但未見有即時成果（稍後會整理十月革命對日本的影響）。而中國知識分子尚未能即時計劃走出書室，準備革命，陳獨秀走出書室時，已是二三年後的1920年的事了。
（完）
梁寶龍
27.08.2017
[3] 守：〈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載《人民網•黨史人物紀念館》，網址：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1148/71151/4848674.html。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冊（北京：人民，1984）。
[4] 守常：〈俄國大革命之影響〉，載《人民網•黨史人物紀念館》，網址：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1148/71151/4848667.html。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冊（北京：人民，1984）。
[5] 守：〈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載《人民網•黨史人物紀念館》，網址：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1148/71151/4848674.html。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冊（北京：人民，1984）。
[6] 守常：〈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載《人民網•黨史人物紀念館》，網址：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1148/71151/4848680.html。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冊（北京：人民，1984）。
[7] 〈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的猛烈衝擊〉，載《鳯凰資訊》，網址：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wusiyundong/tansuodeniandai/200904/0428_6260_1130187.shtml。引：《晨鐘報》（上海：1917年4月4日）；《民國日報》（上海：1917年4月14日、5月6、19日、6月29日、9月14日）。
[11]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凝固的歷史——歷史的廣角與聚焦》（二），載http://gysgfjyw.gygov.gov.cn/gysgfjyw/433194391499177984/20070214/144110_1.html。
[13] 《十月革命與李大釗》，載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1148/72755/4948018.html#，《北京檔案史料》（北京：1989年3月），轉引自《蘇聯歷史》（1962年第1期），第166、198頁。
[15] 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載《人民網•黨史人物紀念館》，網址：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1148/71151/4847325.html。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1984）。
[16] 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載《人民網•黨史人物紀念館》，網址：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1148/71151/4847302.html。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1984）。
[18] 〈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的猛烈衝擊〉，載《鳯資訊》，網址：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wusiyundong/tansuodeniandai/200904/0428_6260_1130187.shtml。引：（張東蓀:〈過激主義之預防策〉，載《國民公報》1919年1月29日；孫洪伊:〈吾人對於民國七年之希望〉，載《民國日報》，1918年1月1日。）
[24]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2007），第4-5頁；載http://data.book.hexun.com/book-675.shtml，引：《民國日報》（上海：1918年5月27日、6月17日）；引：《政治周報》第5期，第11頁，見：《孫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華，1986），第320頁。
[26]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2007）；載http://data.book.hexun.com/book-675.shtml，引：皓白：〈波斯之新局面〉；彭蠡：〈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趨勢〉〉，同見：《太平洋》第一卷第十號（上海：19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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