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工人喉舌之孟家華神父
孟家華（Patrick Terence
McGovern，1920-1984）為耶穌會士。1920年在愛爾蘭出生，父親在當地農業部工作，有5兄弟姊妹，孟家華排行最細。孟家華年幼時，其中一位姊姊患上“多重硬化症”，需要家人細心照顧，從那時開始，孟家華深深體會到患病者是如何需要別人的幫助和安慰，使他一直對患病者抱有深切的同情。
求學時期在耶穌會（Societas Iesu, S.J.）學校讀書，活躍於敎會活動。1938年，孟家華決定當神父。他說：“當神父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能夠有更多的接受敎育機會，而且又可以和年輕人接觸；另一個原因是我很嚮往到中國，而當時耶穌會在那裏有1個傳導團。”同年，孟家華進入了耶蘇會，並於1953年成為神父。
1947年，耶蘇會派孟家華到廣州學廣東話，學習中文兩年，並在廣東傳道。隨後孟家華到美國，在耶蘇會屬下的大學研讀社會服務課程，主修工業勞資關係。1953年在愛爾蘭晉鐸。1955年考得神學學位，於翌年離開美國。
1957年，孟家華前往馬來西亞，為英軍駐馬來西亞兵團隨軍神父，一直服務到1961年止，孟家華離開馬來西亞再到中國，來到香港。
在香港，孟家華在華仁書院任學生輔導，並為明愛中心服務，從事社會工作，特別關注勞工事務。
1967年，香港爆發反英抗暴運動，孟家華住在堅尼地城工人宿舍，勸喻工人不要在暴動期間上班，以免生命受威脅。但一般工人恐怕失業，照常上班[2]。孟家華感覺敎育工人的重要性，並認為共產黨不能成為工人領袖。他要在工人中，建立與共產黨不同的領袖階層，政治上完全獨立，不依靠任何政治勢力政黨。孟家華恐怕工會與共產黨有聯繫，使工會不能真正照顧工人的利益，於1968年籌款成立“勞資關係協進會”（簡稱勞協）。
勞協的宗旨是“提倡工會敎育，使工人明了真正工會義意及作用，主張和平談判謀取勞資兩利，從而改工工人本身利益及促進繁勞”[3]。在時代的洗禮下，勞協的角色有所轉變，“希望在香港扮演札根基層，重新聚合勞工大家庭”
[4]。
孟家華認為要推動勞工敎育，以改善勞資關係，加強勞資雙方的諒解。勞協的目的是敎育工人認識自己所處的環境，和身為勞工所應有的權利與義務，以致自發地組織起來，理性地爭取權益和應有的地位，從而獲得尊重和承認，在符合公義的情況下達致勞資和諧。
當時孟家華已經和“世界勞工聯合會” （World Confederation of Labour，簡稱WCL）和它的亞洲區部“亞洲勞工兄弟會”（Brotherhood of Asian Trade Unionists，簡稱BATU）有密切的交往，認同了這個前身是歐洲基督敎徒工會聯盟國際工會組織的宗旨。決定身體力行要在香港實和貫徹。勞協與歐洲的天主敎工會有很大的分別，與敎會和政治團體没有任何關係。
孟家華處理勞資關係的哲學，他相信在香港勞資之間的直接對抗是不可能的，所以非常強調和諧勞資關係在“坐底，慢慢傾”，並不應好像西方工運一樣，上街罷工。孟家華神父指出，這套理論運作得很好。香港的老闆部份是家長式，許多時候直接談判是没有用的，通過中間人的間接談判，老闆比較容易接受。而且，工人大多數具有順從的性格，並不察覺到要有與老闆直接談判的權利。所以，在勞協成立的時候，孟家華做出了一個新的嘗試，把“勞資”兩個對立性的字眼擺在一起。
在組織工會方面，孟家華覺得工會內的民主非常重要，工友應以不記名的投票方式，選出能夠代表他們的代表。此外，組織工會也要打破工人害羞的心態。他們必須學習討論，成立小組、學習班，互相認識等，在工人群眾中建立自信，以訓練工人領袖。
孟家華認為工人運動的阻力來自工人本身，他們本身並不希望有工會。在歐洲工會先於政黨，但在香港政黨先於工會。工人對於政治的恐懼，令他們懷疑工會。不過，敎育可以培養他們的信心。
勞協以前服務對象是藍領，後來包括白領和專業人員。
1972年，全港敎師掀起工潮。孟家華一面以勞協主席身份輔導官校非學位敎師組織自己的工會，借出勞協會所，供敎師作聯繫、組織同工，進行鬥爭的根據地，“官立學校非學位敎師職工會”在鬥爭中宣佈成立，孟家華應記首功。另一方面，他以神職人員的關係，四處奔走，促成了以天主敎徐誠斌（1920-1973）主敎為首，聖公會白約翰（John Hyndley Gilbert Baker，？）會督及中華基督敎汪彼得（？）牧師聯合出面調停敎師工潮。結果僵局得以打破，工潮得以初步解決，追本尋源，孟家華功不可没。
1973年，勞協聘請第一位執行幹事。1975年，孟家華退居幕後，轉任永遠顧問[5]。
1974至1979年英國由工黨執政，工黨由工會所組成，推動英國逐漸走上福利國家的道路，制訂有利工會工作的政策，香港是大英帝屬土國，亦惠及香港工會工作。1975年港督麥理浩與英國工黨領袖卡拉漢（Leonard James Callaghan, Baron Callaghan of Cardiff，）會面，卡拉漢毫不客氣說“在英國工人運動的界別中，香港的聲譽未佔上一個高位。”
1976年2至3月工黨政府飽受本國及歐洲工會的壓力，香港的勞工狀况成為政治辯論議題。卡拉漢到訪東南亞，外交及聯邦事務部編寫了一個計劃，要求港英將香港的勞工狀態提升至亞洲國家中最高水平，盡快落實國際勞工組織的有關公約，當中涉及休息日、有薪假期、禁止僱用少青工人等。改善勞工保障、社會福利及保障[6]。
麥理浩以不影響營商環境來解釋。可見工黨對港英的工會政策有一定的壓力，港英則用影響經繁榮來做擋箭牌。時至今日，回歸後的特區政府仍沿用港英政策，繼續以影響經繁榮來拖延有關勞工福利政策。可謂貫徹五十年不變的承諾。
麥理浩計劃減低殖民色彩，應付來自倫敦的壓力，尋找不同背人士加入立法局。1976年9月，委任了新成員人。梁達誠、孟家華，班佐時牧師、王霖[7]。
1976年，孟家華獲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在立法局內被稱為工人代表的發言人。支持“七日有薪年假”法案，並獲得過通。其後多次在立法局進行勞工立法的辯論。在立法局討論中，孟家華往往從“人性”的角度出發，與立法局大多數議員和固有的經濟角度抗衡。雖然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1917-2000）希望有多方面的意見，所以在立法局設有工人代表的影子。但是，立法局之中，只有孟家華、梁達誠（1913-？）等兩位工人代表的聲音，不足以抗衡代表商界利益的力量。事實上，大多數立法局議員都以經濟利益掛帥，看重經濟利益和成果。有時候，立法局也會支持一些損害大企業的立法。孟家華認為如果想引起政府的注意，除了提意見外，並要常常於兩局中提出投訴。孟家華指出在爭取“七日有薪年假”法案中，他的意見已被到接受，但他堅持七日假期要連續，而政府方面主張分開，結果妥協，有4天連續。按現行法例，僱員在同一僱主連續服務3年3起，以後每服務滿12個月，將可享有多1日年假，直至到每年可享有有薪年假14日為止。年假可以連續性發放，如僱員享有多過10日有薪年假，亦可以應僱員要求，分開享用，唯其中一次起碼要連續7天。如僱員享有不多過10日有薪假期，則可有3日假期分開享用。
孟家華認為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是由於麥理浩比較開明，立法局需要一些代表工人的聲音，而他又曾就勞工法例作出過深入的評論，引經據典，所以獲麥理浩垂青。
縱使立法局有其他來自勞工界及低下層代表，孟家華每次都是孤軍作戰。
對於開放立法局，讓市民直接投票選舉議員的建議，孟家華大力支持。孟家華認為香港己具備足夠成熟的條件，越早開於立法局越多好處，香港亦必須朝着這方面走。不過，並非每放一個市民都可以勝任立法局繁重的工作。當立法局議員會消耗大量時間、要有足夠的英文程度、要有社會事務及法律方面的認識等，這都會使很多勞動階級人士無法負荷。
孟家認為立法局並非如一般人想像中只是民主櫉窗，很多法案在立法局宣讀時，都是經過激烈的爭辯，然後根據意見而修定，往往法案在最後通過時，己並非原本模樣了。
1977年孟家華獲英女皇勳章，1978年又獲得大英帝國最優秀勳章（OBE）。1980-1982年間，孟家華同時兼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
孟家華一生致力推動勞工運動，由組織藍領工人開始。在七十年代中期成立的公務員工會及專業性工會，在發起初期，不多不少都曾得到孟家華的幫助，例如官非會等，孟家華認為白領較藍領先知先覺，所以對這些成果相當滿意。
對於未來工運的前途，孟家華擔心香港工會聯合會的勢力膨脹，所以強大和獨立的工會運動是必須的。
（完）
龍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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