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托派早期工運幹部──區芳

香港托派早期工運幹部──區芳

近年出席多個學生組織的有關工運討論會，學生對工會組者有點景仰，二十年代中共全力推動工人運動，鄧中夏、張國燾、毛澤東等被國民黨工人幹部譏為“長衫客”，國民黨的工人幹部則多是工人出身，穿工人服裝“短打”。中共有名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毛澤東正是穿長衫手持油紙傘，就是如此衣着進入煤礦找工人談心，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紛紛脫下長衫改穿短打，與工人混一片。當年在香港有一位同備有長衫客的知識，短打客的工作能耐的工人幹部──區芳。

區芳（？-1931）廣東南海人，一位兼有實幹家和理論家兩種能力的領袖，被稱為“怪傑”。區芳面黑如炭，不修邊幅，長滿刺人胡子，披頭散髮，不洗澡，能吃苦耐勞。有豐富群眾工作經驗，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1]，署名高峰翻譯金果爾著《西方革命史》，新宇宙書店於1929年出版，當時在社會上有相當影響。

區芳於1925年在廣州中山大學讀書。是年秋加入共青團，因工作努力，得到中共兩廣區委的特別信任，兩個月後轉為中共黨員[2]，先後出任中共廣州中山大學黨支委、書記[3]。

1926年，區芳大學畢業，被中共兩廣區委委任為香港共青團市委書記[4]。當時正值省港大罷工，香港黨團成員大部份都在廣州，團兩廣區委改組，取消廣州地委，將廣州地委劃分為4個部委，由區委直接指揮，香港屬於罷工部委[5]。按《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委工作報告》內容没有“市委”一詞，再參閱1926年7月中共擴大會議通過的“組織問題議決議案”，指明香港等地的支部增加時，應於區委或地委下加置部委，也没有“市委”一詞[6]。本文的資料來自唐寶林的《中國托派史》、劉平梅的《中國托派黨史》。這個職務的名稱尚要進一步考據。

1926年，區芳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имени Сунь Ятсена，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學習，在莫斯科加入托派。

1927年11月7日，區芳出席莫斯科紅場的十月革命節十周年紀念遊行，與中國留學生梁幹喬（1903-1946）等路過主席台時，在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1878-1953）等蘇共高層面前，突然打出“執行列寧遺囑、撤銷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布旗、高呼“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當場與斯大林派發生毆鬥[7]。

12月，蘇共開除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出黨，全國開展大規模的肅托運動。1928年上半年，區芳等托派被遣返回國。區芳等出國前己是中共黨員或團員，在黨內或團內擔任過重要職務。那時中共尚未開展肅托運動，他們回國後，被委派工作。區芳過去曾從事香港共青團工作，對香港情況熟悉，中共就派他去香港做工人運動[8]。

區芳在香港太古船塢（位於今太古城）當工人的“師爺”，深得工人敬仰。區芳在香港工作幾個月，就吸收了不少工人加入中共。區芳並把曾參加省港罷工的工人團聚起來，這些工人在區芳的影響下，不少人參加了托派[9]。區芳又到其他支部及活動分子中去活動，中共粵省委計劃召集支部會議公開討論區芳的問題，開除區芳黨藉，嗣因黨員召集不齊，改為找黨員談話[10]。1929年12月時，中共太古船塢支部成員共有10人，其中3人受托派影響[11]。可見區芳工作的成績。

區芳除了在香港從事托派活動外，還與各地托派聯絡，醖釀成立托派組織。1928年11月，區芳等在中共內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以托洛茨基的政綱為基本政策，企求繼續留在中共內秘密活動。會議成立中央機關“全國總幹事會”，幹事長為史唐（？），區芳任候補委員，下轄3個地區組織：華北區、華南區、江浙區。區芳負責華南區宣傳工作，在武漢、香港、蘇州、廣州、北京和哈爾濱等地建立支部，出版《我們的話》。[12]。

不久，區芳調到上海，承擔全國總幹事會的主要工作，《我們的話》的編輯、發行、刻板、油印以及大半文章的撰寫都是由區芳負責[13]。

起初，區芳在楊樹浦電燈廠做工、添煤，發展了20餘名工人，奠定托派在滬東的工作基礎、後來，轉到報館做印刷工人，又發展了數名印刷工人，並使托派在報館的力量超過中共。此後，區芳又去拉板車，在滬西紡紗工人中做聯絡工作。最後在上海藝術大學社會系敎授，任托派上海藝術大學支部書記[14]。

1929年8月13日，中共發出《中央通告第44號──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號召全黨與托派鬥爭[15]。

1930年12月，區芳被國民政府逮捕，判刑10個月[16]，1931年夏病逝上海漕河涇獄中[17]。

1931年5月，托派在上海召開統一大會，出席代表共有10人，內有香港工人4人（鄭超麟曾說2人），大會為了尊重區芳，選區芳為中央執委[18]。

1931年11月30日，《火花》第1卷發表化勞他的《追悼我們的死者──區芳同志》[19]。

（完）

龍少爺

17.0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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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7-28頁。

[2]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7-28頁。

[3]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5頁。

[4]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5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0頁

[5] 《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委工作報告》，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21-1926）》，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372-373頁。

[6] 《組織問題議決議案》，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第183頁。

[7]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4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42-43頁

[8]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0頁。

[9]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0-51頁。

[10]《香港黨的組織狀況》1929年9月14日，載：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共廣東省組織史資料》，第2輯，廣州，1986，第47頁。

[11]《香港黨的支部組織情況》，1929车12月17日，載：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共廣東省組織史資料》，第2輯，廣州，1986，第49-52頁。

[12] ﹝美﹞盛岳、奚博銓、丁則勤譯、陳慶華校：《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第173頁。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6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1-頁。

[13]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6-31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42-43頁

[14]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7-31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1-53頁。

[15] 《中央通告第44號──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1992；，第405-411頁。

[16]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95,403-4047頁。

[17]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95,403頁。

[18]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6-31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127頁

[19]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4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