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至八九民運的工學關係
前言
中共建政後提出的口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其大前題是在中共領導下來實踐以上口號，在這口號下工學關係如何，且看下文闡述。
反右
中共建政後社會上各群眾組織──工農婦學統一在中共領導之下，只各有單一一家没有其他，各自建立了一層層直屬的縱向關係，甚少有相互間的横向關係，遇上中共有需要時才安排不同的群眾組織一起活動，所以這時的工學組織没有横向聯繫，各自各活動没有任何呼應。
中國工人階級既上升為國家領導，如何在國家穏定秩序和公民正義間作出取捨，縱觀中共建政至八九民運這段歷程，就是緊跟中共。中共是執政者，緊跟即是要保護這一政權，推行它的政策，因此與向政府提出抗議的人就有所衝突。五十年代的三反五反，中共動員了九成私營企業的工人參加。[1]如此發展下去工人階級成了保守派，是既得利益者，文革中的表現更是具體如此。
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一場針對知識分子批評中共的政治運動，中共指批評者是右派分子，他們反對無產階專政和中共的領導，結果約四至七十萬名知識分子被下放到農村或工廠勞動。運動初期北京大學學生一度上街示威，運動結束後，北大有586名學生被劃為右派。
反右一開始，《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人說話了〉，以工人的旗幟來向所謂右派進攻，在中共指揮下全國各地紛紛舉行集會，聲討右派分子。所有的輿論機器都將工人階級搬出來嚇人，異口同聲地說：「我們不答應！」表示反對批評中共，營造工人堅定支持中共的表象。
回看反右前夕，工人對知識分子批評中共的言論和文章多持贊同態度。部份工人甚至以罷工、請願或示威等方式來呼應知識分子的行動。在上海僅五月下旬就有三十多家工廠的工人進行請願。
文革
反右後又經歷了數次政治運動，工學之間都没有重大的相互活動，到了六十年代中文化大革命爆發，工學之間的相互活動，既有聯合也有衝突。這時毛澤東提出的有關工人階級的口號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但實際行動上他郤鼓動學生衝擊一切，包括與工人有關的機關和團體，多處爆發工學衝突。
文革中最活躍和敢鬥的是學生組織紅衛兵，相對來說工人則比較保守，兩者表面比較來看，工人是既得利益者，親當權派，而當權派受攻擊時也會調動工人到場協助防守，學生所謂革命行動，正就是要衝擊當權派，因此工學就必然對立並有衝突，甚至打鬥，但兩者有時也會有聯合行動。中共中央初期明確表示支持學生，地方黨部為了緊跟中央，下發文件要求工農支持學生革命行動，[2]令問題十分吊詭。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出現一張哄動的大字報，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命中究竟幹了些甚麼？》，打響了文革學運第一槍。11月，南下上海的紅衛兵召集上海十數間工廠工人造反派開會，決定成立全市造反派組織──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與紅衛兵聯合一起去鬥所謂走資派。12月工總司與紅衛兵聯合攻擊上海市委，要奪取政權，接着全國各地造反派紛紛起來奪權，工人分成兩派，造反派與紅衛兵一起到處奪權，當權派調動部份工人去守衛自己的機關大樓，[3]工人關始互鬥。
這時北京成立了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成員絶大部份是臨時工和合同工，全紅總佔據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國務院勞動部。[4]國務院面對亂局召開工交座談會，要求工人協助恢復交通和生產，但又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因而發生了不少工學衝突，全國大亂。[5]
11月文革小組發表《十二條》，指「工人階級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力量和積極的因素。他們對這個文化大革命負有特大的責任。」這時中共中央面對紅衛兵內閧，互相攻擊武鬥，必須出面處理。毛澤東接見紅衛領袖時說，要派工人去干涉。不久工人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各大學，並得到解放軍的支援。[6]這或許就是「工人階級……對這個文化大革命負有特大的責任」的行動。這樣學生就要靠邊站了，甚至調離城市去了農村勞動，美名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全國大亂奪權後，中共成立革命委員會作為政府機關，成員由老幹部、工宣隊和解放軍組成，是為黨政軍三結合的混合體。下面各單位也成立革命職工代表大會，[7]學生全部被逐出政治舞台。
1976年的清明節，北京群眾自發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剛去世的國務總理周恩來，部份工人打着自己工廠的旗號前往，學生則以個人身分到場，没有打出任何單位或組織旗號。他們同時以非暴力形式來表達對四人幫的不滿。4月4日，中共將紀念活動定性為反革命，當晚清理廣場上的花圈和標語。廣場上群眾發起大規模抗議，與清場的民兵、工人、公安發生衝突。天安門廣場的工人民兵指揮部被燒毀。北京當局出動一萬餘民兵、公安和衛戍部隊，以木棒驅散群眾，是為四五運動。
八九民運
承接四五運動，北京學生首先站出來，於1889年4月開始，向人大常委會請願，要求民主、結束貪污，開啟新的民主運動。4月22日，在天安門廣場上，有廿餘萬學生和群眾追悼剛逝世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到了4月23日學生進一步開始罷課。在學生的行動感染下，工人階級也行動起來了，打出自己位的旗幟站出來表態。
在這段期間，於4月19日晚發生警察打學生事件。翌日有十餘名工人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下聚集，針對警察打人事件，公開演講《就軍民魚水情談工人對四二○事件看法》。接着北京市工人聯合會於4月31日成立，隨即發表《告全市人民書》，代表全市工人支持學生運動，提出了經濟上的要求：增加工資、穏定物價等，及政治上的要求：國家官員及子女收入支出要公開，呼籲警員和士兵站到學生和市民這一邊，「為真理、為國家民族的前途而鬥爭。」[9]
北師大某工人於4月28日公開發出《一個工人致學生的信》，向學生提出，不要只是提出知識分子和學生的要求，及不要喊出空洞的民主口號，這是會影響學生與工農的結合，不利團結。不要冀望賢君治國，要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和人民代表人民選等。[10]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簡稱〈四二六社論〉）。翌日廿萬學生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過百萬群眾夾道歡迎。5月13日二千餘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絶食抗議，北京市工人聯合會也於5月17日發佈《告全國同胞書》，要求否定《四二六社論》，呼籲全市工人團結在其領導之下。[11]
當軍隊準備進入北京城，中國工人糾察隊臨時指揮部、中國工人運動學院聲援學生行動委員會聯合發表《致首都工人書》，呼籲全市工人和市民阻止軍隊入城，向官兵宣傳民主運動的意義，爭取支持，並組織工人糾察隊維持市內秩序，保障學生的鬥爭繼續進行。[13]
5月20日，政府宣佈北京戒嚴，知識分子開始公開參加民主運動。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於5月中發表《告全國工人書》，指中共是獨裁政權。[14]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和少年中國通訊學會聯合於5月26日發表《緊急動員起來，攻克八十年代的巴士底獄》，指中共政權是法西斯政府。[15]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再於5月29日發表《人民的號令》，聲稱不是反中共領導中國，只是反對李鵬等領導人，點名指鄧小平是大獨裁者，要將他推下歷史舞台。[16]
6月2日，解放軍開始進入北京城，遭數萬群眾堵截後撤走。6月3日更多的軍隊和坦克進城血腥鎮壓。
事件中除了成立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外，尚有北京工糾察隊，全各地也有相類似組織，如上海工人自治聯合會、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南京工人糾察隊、南京工人聲援團、濟南市工人自治聯合會、濟南市工人民主聯合會、貴州工人自治聯合會、貴陽市工人自治聯合會和長沙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等。廣州工人一度佔領珠江大橋行示威。[18]
總結
從中共建政至文革，工人和學生没有自發打出自己的旗號來活動，雙方的活動都没有横向的聯繫。文革紅衛兵明確打出自己的旗號，工人也如此，六四時也是鮮明打出自己的旗號。
本打算接着寫八九民運至佳士事件的工學關係，但近日有關佳士事件的評論，甚具文革批鬥氣味，連香港左翼人士的文章也如此，且愛在網絡傳播小道消息，可謂自毁長城。且事件尚在發展中，故暫不會寫這方面的工學關係，只會收集有關資料，轉為寫香港和台灣的工學關係簡史。
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搜狐》、《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等，上百條資料，若未能在註解列出，請見諒。
（完）
龍少爺
28.05.2019
[3] 卜偉華著：《砸爛舊世界》（香港：中文大學，2008），第303-303、370-466頁。高愛娣編著：《中國工人運動史》（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2008），第206-207頁。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下卷（北京：中國工人，2016），第447-450頁。
[4] 卜偉華著：《砸爛舊世界》（香港：中文大學，2008），第314-320頁。高愛娣編著：《中國工人運動史》（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2008），第206-207頁。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下卷（北京：中國工人，2016），第4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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